香港文化政治與中國歷史的視野──回Leung Mark《關於香港和中國》

同系師兄兼朋友Leung Mark昨於Facebook撰文閘述他對中港人口流動與文化交流融合的看法(http://www.facebook.com/notes/leung-mark/%E9%97%9C%E6%96%BC%E9%A6%99%E6%B8%AF%E5%92%8C%E4%B8%AD%E5%9C%8B/10150538803808738),援引大量中國歷史知識,引證先進的文化無需擔心被較落後的文化侵略和同化,認為香港人無需擔心自己既有的優良傳統被內地文化較低的移民和旅客所破壞。本文旨在回應該文對文化的看法,並從其援引的中國歷史史例討論中國歷史的記載和分析背後一些對文化的假設。筆者的看法是香港與中國的文化交流的分析絕不能被簡化為先進與落後文化的相遇與碰撞,而由於這種簡化的出現往往建基於中國歷史慣於把文化二分為先進與落後的狹窄視野,我們援引中國歷史史例論證文化政治問題時必須格外小心。

梁文首先指出文化會隨時間和交流產生變化,這點當然無誤,但只言「變化」就未免忽略了分析應有的細節。他以胡琴經與外地傳入最後成為中華文化一部份這事為例,本身並無問題,但這個同化過程歷時之久,則未免不適用於分析當代中港文化交流。其實在胡琴傳入的時代,同時還有胡化漢人和漢化胡人的出現,更有大量的胡漢通婚,這都令「中華民族」的定義有所改變。因此,在胡琴傳入的時代至被同化時,前後兩個時間點的「中華文化」的定義已隨中華民族的擴大有了外延上的差異。相對來說,對當代中港文化交流的分析並未涉及足以令文化的外延由於相應民族的擴大而出現改變的數百年時間,故以胡琴傳入之例作討論的開首實有不妥。

該文又提到「從歷史可見,凡兩個文化有差異的部族和文明相遇,較落後的文化往往向較先進的文化靠攏而融合於其中,同時較先進的文化亦會透過接觸吸收外來文化,形成豐富其內容」,這無疑只是一個論斷,即使該文作者以中國歷史事實為例,頂多亦只能引證其言曾在中國發生,不能以一「凡」字將一個別趨勢一般化為世界歷史發展通則。事實上,單是羅馬帝國的滅亡所導致的隨後長時間的「黑暗時代」,以及中世紀對希臘和羅馬時代文化的遺忘,已是對這斷論的一個極有力的反駁。

但這論斷所涉及的不只是對史實的忽略,更嚴重的問題是其對文化交流的前設:文化必有先進與落後之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有不同的發展史,而一民族或許會因為各種因素而追隨另一民族的文化或文明發展道路,但這不一定意味著追隨者原來所擁有的文化必然是較落後的文化。縱觀中國歷史裡曾有過的中外文化交流,除了近代史中的列強入侵外,從未出現過能與中華文化看齊的成熟文化體系,這解釋了中國歷史中「華夷之別」的先進落後觀念。其實這與西方航海時代與殖民時代中的「白人使命感」有共通之處,都假定了自身的文化比他者優越;直至薩伊德提出「東方主義」,批判西方文化體系對他者的文化想像,人們才開始了解這種想像的狹隘。無奈中國歷史對此似乎仍視而不見,最少在高中與預科的中國歷史教育中,露骨的漢族中心主義隨處可見,近代史中講述列強入侵的部份仍然未能帶來這文化關係假設的反思,只是把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先進/落後關係倒置。「華夷之別」的現代意義不在於知道應如何分別,而是認識這分別背後潛藏的我族中心主義如何限制了我們理解文化的差異與交流。以「開放」、「包容」等字眼遮蓋對他者文化的輕視,可謂中國歷史狹隘視野的遺害,實不利於真正的民族與種族共融,更遑論以此支撐對中港文化共融的樂觀態度。

明白了先進/落後的二元觀點如果狹限我們的視野後,其實亦無需對「以較先進之文明影響、推動落後之文明,而非落後文明拖垮先進文明」這一論證作太多的回應。然而,梁文以中國的兩次受外族統治與西方文明衝擊中國皇權制度為例作引證,則過份地把個別史事一般化而忽略了當代政治現實的獨特性。單就中國受外族統治的史實而言,其實不只元、清兩代,在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代也曾發生,更令中國錯陷入長時間的分裂之中,歷時過百年。如果只因這些分裂的時代最終走向完結、中國重歸一統,就論斷「落後」文化無法真正拖垮中華文化,根本只是事後孔明,因為對處於分裂時代受外族統治、活於外族政治文化統治的人們而言,外族文化確實拖垮他們既有的中華文化;對重歸一統前已然仙逝的人來說,他們的一生就見證了中華文化的淪陷。同樣道理,如果在我們身後數百年,中華文化能擊倒西方文明而奪得世界文化的主流,未來的中國人仍可以梁文看外族統治中國那段歷史的態度看待我們這一代的歷史。但說白了,這些未來的人對我們這一代的看法對我們如何看現今的文化交流來說實在毫無意義。至於西方文化衝擊中國皇權,當西方國家的本土在太平洋和歐亞板塊的另一端,而所有衝擊都只遙遠地發生在中國領土時,筆者實在看不出政治上中國有何可能反過來拖垮對方的文化,故也不欲回應太多。

梁文的第二部份討論他認為的「內地人人數之多,並將全盤抹殺香港固有之價值觀」這論點的三個謬誤,筆者亦嘗試在此逐點回應。

首先,該文以晚清時代香港殖民者未有被香港原住民同化為例,反駁「佔多數的文化必將壓倒較少數的文化」的觀點,這論點有兩個問題:(一)忽略了文化交流如何受政治權力和參與者對對方文化的看法所影響和(二)被先進/落後的二元文化觀狹限而未能認清現今中港文化的關係。就第一點而言,晚清時代的香港殖民者以統治者的身份佔領香港島,一方面看不起落後港口的漁村文化,另一方面也無意與本地人作交流,而香港島人口也不過數千,自然難以被這為數不多的「多數」壓倒。然而,這亦不代表這少數並無受到香港的「落後」文化威脅,本地人因衛生知識不足而造成的鼠疫衛生問題曾對殖民者人口構成嚴重的威脅,這解釋了為何當年「潔淨局」的重要性能與維持治安的「警察局」看齊。當然,這段歷史也根本無法與現今中港的文化關係比擬。雖然香港人常指罵內地人不文明,但大家也心知肚明的是,他們再不文明,也有資格藉出生地以主權國住民身份並挾數千年中華文化而以古文明繼承者的姿態自居;反觀香港雖有本土意識的發展,但最多也不過數十年,移民人口潛意識中的自卑感仍未泯滅,最少未能像我們以往的殖民者般單以自身的文明和權力完全輕視對方的文化體系。這亦是該文論點的第二個問題所在:香港文化之於中國文化,絕不是單純的先進之於落後的關係;反過來說,前者在後者面前僅能藉以自居的,只有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既為普世價值,自然也不是本土獨有,其文化的厚度實在難以與一整個中國的文化較量。事實上,內地人對香港自由、法治等精神的威脅,從來不單是來自「一千萬個不懂自由、法治等精神為何物之人」,而是背後那個利用他們的無知的共產黨。正是因為香港人太明白中國共產黨從不落後,才會如此切實地感受到自由和法治所受到的威脅。

梁文所指的第二個謬誤為「兩地文化的差異不能消融」、「否定內地人有認同優秀理念的能力而不能進步」,筆者懷疑這只是他的個人想像,因為筆者不認為香港人會覺得內地人一定不會進步。香港人恐懼的是萬一他們不進步,在中港交流日密的情況下會拖垮香港。不是否定他們的可能性,而是明白這只是一個可能性。即使是自私也好,香港人也實在沒有需要把自身的繁榮和核心價值作賭注押在這個可能性之上,而今被迫押注,難道就連批評和埋怨的資格也沒有?這對香港人實在有欠公允。

最後,他指的第三個謬誤是「新血必為壞血」,這似乎也並非批評者的觀點。就新移民而言,真正受批評的只是那些拒絕融入本地文化的人。而我們更擔心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移民的人口流動背後的政治計算。面對強大的專制政權,難道香港人還是每事被嘲諷為反應過敏?需知道移民從來不單是一個文化問題,特別是當移民來自主權國,一個自治地區實在有理由和資格擔心這些移民會否影響它的自治地位。

筆者認為中港的交流從來都有其政治影響,從文化政治的角度而言,香港自逃亡潮造成的「南來想像」以來就一直有一種文化上的自卑感,要強求這樣的香港抱持「先進文化者」的胸襟看待整個中國和為其所挾的中華文化,實在極不合理。「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基本法也剩不夠四十年,以讀數千年中國歷史的狹隘目光來要求香港人依樣胡盧,既未能看到問題的癥結,又何苦用鷦鷯所見之森強迫夏蟲語冰?筆者不才,此文僅為對友人文章不同的論點所作的回應,故結構和內容較為零散,欠缺統一的論證脈絡,望讀者包涵;如其中有對世界和中國歷史的錯誤認識,也歡迎各位指正。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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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不再是大學生,男,自稱女性主義者,但腦袋充斥極右思想

Posted on 14/01/2012, in 香港政治 and tagged , , , . Bookmark the permalink. Leave 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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