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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香港人

(寫完之後,重看一次,發現全文廢話頗多,為維持讀者人數,特加上撮要一則)

撮要:本文指出香港有四等人,分別是來自歐美的白人、本地華人、來自大陸的人和「少數族裔」。這四等人的觀念造就了本土意識的興盛,但大陸人和「少數族裔」的等級差異則令如此發展的本土意識存有缺陷,無法讓本地華人認識到應該敵視大陸人的真正原因。本文因而建議推動真正的國際化來作為本土特色,以有效地抵抗中共同化。

二零一二年可謂見證著本土意識在政治層面的廣泛覺醒,與早幾年的經濟邊緣化憂慮相映成趣。香港人開始理解到與大陸融合不是甚麼經濟出路,而是加速香港淪陷的死路。對筆者這類過往一直灰心於香港人──特別是民主派──都視中國人的身份為理所當然的極右本土派來說,如此覺醒自然是一個喜出望外的轉機,但現時的本土意識,仍不無缺陷,可被中共反利用作消滅香港的工具。律政司司長說要借外傭居港權案提請人大釋法以解決雙非居港權問題,正是利用一直以來潛藏於本土論述中的港人種族觀來以民意合理化釋法對法治的損害。民意能被如此鼓動,正由於普遍香港人仍多少持有「左膠」那種以漢族為「我者」的狹隘種族觀,本土意識的覺醒,充其量只能在原來的漢族中再細分出「香港人」,卻幾乎絲毫未能動搖其種族觀之狹隘。換言之,「我者」只是從以往的中國人或漢族縮窄成說廣東話的「香港人」,這「香港人」卻仍只是漢族之下的一個細分類。筆者認為這狹隘的種族觀,是目前香港熾熱的本土意識中一個致命的缺陷,不必要地排斥太多「他者」,削弱了本土意識的生命力。筆者將此種族觀理解成對四等香港人的劃分,嘗試對其內容作簡短的介紹,並以此為基礎對本土運動和本土論述的發展作一些分析和建議。本文如此命名當然也有呼應呂大樂教授《四代香港人》書題之意,然筆者乃屬不學無術的一類,本文絕無呂教授著作一般嚴謹的論證,而只屬筆者的個人體會,故在此先戴頭盔。

四等香港人,筆者從第二等開始說起,因為這包括了所有本地說廣東話的華人,也就是一般香港人自己所理解的「香港人」。作為構成主流社會的一群,他們自然能在沒有太多障礙的情況下參與主流社會的各種日常活動以至政治運動。一直以來大部份的遊行集會都由這些本地華人組織和策劃,而在網絡政治年代,他們當中的年青一群 (包括筆者) 也是網上政治參與的主要成員。他們就是在主流論述中的「我們」、「香港人」。(對左翼 (不一定是「左膠」) 而言,或有不少符合上述定義的「香港人」屬被邊緣化的弱勢社群,但本文選擇不從這階級的角度切入。) 換言之,把居於香港的人劃分成不同等級的論述權力也在他們手中,是他們心目中普遍有這等級區分的想法而令這四等之分存在於香港。同樣道理,在二零一二年的一系列本土運動中,「本土」所指的正是他們心目中的本土;或許可以這樣說,整個本土運動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強調香港是他們的香港,而並非屬於中共與其同謀。

同屬於這一等的香港人,還有從日本、南韓、新加坡和台灣這些生活水平較高的亞洲國家來到香港定居的人。一來相較於歐美白人,種族上他們與本地華人較為接近,二來其本國生活水平與香港相若,加上其本國文化更為不少本地華人所欣賞和嚮往,故他們雖然絕不是主流論述中「我們」的一份子,但也不會被視為劣於本地華人。然而,一般來說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參與較少,亦不常見於傳媒和輿論 (因為與社會問題無緣),故其於本土運動中幾乎完全被遺忘。筆者自身也對他們認識不深,故將不會在分析之列。

說到這裡,讀者大概也不難推斷出筆者所說的第一等香港人其實就是指定居於香港的歐美白人。無須筆者闡釋讀者也能立刻聯想到殖民地管治的遺留影響,讓本地華人潛意識地覺得來自「西方」國家的人自然高人一等。這說法當然可以援引以教育奠定英語崇高地位等殖民地政策作例證,但歐美白人被本地華人視作優於自身的情況並非單是殖民地歷史可全面解釋。一來殖民地歷史影響只能解釋英國人而非所有歐美白人的高人一等;二來港英政府留下來的制度、文化和價值標準,邏輯上不會純粹因為其來自英國這一事實本身,就能令其即使在英國喪失香港主權以後仍能繼續享有特別地位。筆者認為更好的解釋,是擁有決定等級劃分的論述權力的本地華人認為歐美白人的本國文化比香港的更符合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而是否符合此等普世價值是現代社會衡量文明程度的準則。當然,這些普世價值本身就來自歐美,故上述想法本身可被視為一種文化霸權的運作。簡而言之,歐美白人在香港屬第一等,主要是由於本地華人接受了歐美 (或「西方」) 的文明準則,而自然地覺得來自這些國家的人比自身更文明。認識拓殖時代和世界歷史的人自然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而雖然自願被普世價值洗腦的筆者絕不認為普世價值的來源是批判其內容和絕對性的有力理據,卻也不會否認本地華人因對普世價值的認同而自認為低人一等的想法不太健康。

至於第三等的香港人,則是來自大陸的人。這與八、九十年代中共政權改革開放以後那段本地華人在各方面接濟大陸的歷史有關。大陸的的貪腐、貧窮形象由此種下。儘管零三年自由行開放以後大陸暴發戶在港的大量消費已開始令「大陸即貧窮」的概念受到動搖,但那些為山區兒童籌款之類的電視節目和四川地震等天災消息仍局部維持了大陸有不少窮人的想像,加上香港本身時有關於新移民申領或騙取綜援的新聞,來自大陸的人較貧窮這一想法仍於本地華人之間一息尚存。至於大陸人的大量不文明行為,和中共政府各種腐敗與極權的行徑,則又鞏固了大陸人的不道德和野蠻形象。因此,服膺於歐美文明準則和普世價值的本地華人自然會覺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來自大陸的人稍高一等。

而在香港比這些大陸人再要低一等、位於本地華人眼中種族分級末位的,是東南亞裔、印巴裔和非裔的香港人,也就是所謂的「少數族裔」。這一方面由於他們本國的一般生活水平較香港為低,而在香港社會地位較低的外籍家僱又全都來自東南亞;另一方面,本地華人又有著接收越南難民的集體回憶。更甚者,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來自這些國家的人 (包括非法入境者) 在香港提出難民申請或酷刑提請,在可以長達數年的處理申請期間,他們只獲發暫時居港的「行街紙」卻不容許受僱,以致一些申請人為生活而鋌而走險,結果造成標籤效應,令本地華人覺得這些族裔的人更容易出現罪犯 (雖然事實是一部份的在港印巴裔人士比本地華人不知要富裕多少)。基於以上種種因素所形成的偏見,這些已經是「少數」的族裔在香港往往比其他族群受到更多不公平的對待。

上述四等香港人的分級,與香港本土運動發展的其實息息相關。筆者特別關注意的是由第三和第四等人的級別差異和其成因所反映出的香港本土意識的缺陷。就人權狀況和平均生活水平來說,中國其實比那些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的本國好不了多少 (甚或更差),那為何大陸人會比這些「少數族裔」高一等呢?說到底還不仍是因為那危險的「血濃於水」漢族中心主義。雖然這一年來自治派確實正面而直接地攻擊這種思想,引起了一些反思,令它不再像以往那般存在得這麼理所當然地,但結合四等香港人的觀念來看,這些攻擊的效果主要只是強化了第二和第三等香港人的分別。而另一方面,本土運動以本地華人眼中的「本土」為定義,雖針對大陸人地把本地華人團結成一特定族群,但其實亦或多或少有排斥「少數族裔」的副作用。結果是雖然多了人不再相信因「血濃於水」而應與大陸融合,但種族和文化上的接近仍是足夠讓普遍本地華人覺得大陸人優於「少數族裔」,而本土意識更為歧視這第四等香港人提供了新的論述基礎。

這正是外傭居港權案能被律政司司長利用作釋法的踏腳石的關鍵。對很多本地華人來說,「雙非」和外傭都較他們低等,都不是「我們」「香港人」,所以都不應有居港權,故借外傭居港權案提釋法以「一石二鳥」並無問題。他們被既有的種族等級觀所局限,忽略了「雙非」的居港權和外傭的居港權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含意:讓父母身為宗主國國民的「雙非」有居港權去爭奪本地同世代兒童所應享的資源,必有助中共磨滅香港的本土獨特性,但用釋法解決「雙非」問題,則等於讓人大常委說終審法院於「莊豐源案」的判決錯誤,必會破壞香港的法治;相反,即使外傭得到居港權,他們背後也不會有任何國家或政權存有傷害香港的意圖,而無論法院最後的判決如何,也是香港的內部事務,不會影響法治。換言之,「雙非」居港權涉及一個影響香港自治命脈的重大政治兩難,而外傭居港權之所以被反對則純粹出於種族偏見。主流的本地華人看不到這個重要的分野,結果出現被港共政權挾民意提出釋法的自治危機。

從這角度看,現時的本土意識發展其問題在於過份依賴既有的本地華人種族觀,只用「大陸人較低等」的論述來鞏固「香港人」的身份,而無法廣泛地讓人意識到來香港的大陸人之所以應被排斥是因為他們都有意無意地成為中共同化、消滅香港的同謀。結果不單是殃及池魚,讓被視為比大陸人更低等的「少數族裔」無辜受害,更被敵人有機可乘,反利用本土意識來損害香港的法治。

事實上,這四等香港人的種族觀雖為本土運動提供了方便的燃料,卻也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其好處是能用本地華人和大陸人的等級之分來創造維護本土特色,抵抗融合陰謀的強大論述;但如此創造論述的代價卻是隨時讓居於種族等級末位的「少數族裔」遭受更差的待遇。最好的例子就是當「雙非」和外傭的居港權同時成為社會議題的時候,幾乎從來沒有人敢公開地一方面支持外傭而另一方面反對「雙非」 (反過來的則有不少)。正因為主流認為屬於第四等的外傭比屬於第三等的「雙非」還要低等,反對「雙非」的人很難說服公眾他有任何支持外傭的理據。因此,如果本土運動繼續沿用這四等香港人的種族觀,即使撇開這種族觀會被中共反利用的風險不談,其任何成果都必伴隨極不公平和不必要的犧牲,更何況如此發展下去的本土意識根本無法讓人們看清真正的敵人。故筆者認為本土運動的推手有必要開始停止以等級之分來鞏固本土意識 (即使大陸人的確普遍不及「我們」文明),取而代之應與大陸人以外的所有在港族群聯手,與他們平等相處,強化香港的國際性和文化多元性。在殖民地輝煌歷史已開始被新一代遺忘的當下,只有以真正的國際化 (而不只是西化) 作為香港的本土性,才能有效地去大陸化和去中國化。

總括來說,四等香港人的觀念因香港的殖民地歷史、其中的中西文化共存和各族群的本國生活和文化水平等因素而產生。它一方面是本土運動發展的關鍵,另一方面也為它帶來了危機。一言以蔽之,這觀念能在本土運動中縮窄「我者」來讓其身份更明確,但必伴隨著製造更多「他者」和輕視不同「他者」之間的差異的代價。這代價對香港人來說絕非必要,因為就香港的存亡而言,「他者」和「敵人」,從來都只有一個,或,算上其同謀的話,是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