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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參加紀念六四的理由及回應 – 簡短Q&A

由於上一篇關於六四的文章被人「tl;dr」,所以筆者這次來個簡短Q&A解釋為何本土派絕不應紀念六四。

1. 同胞被共產黨殘殺,血濃於水,應要紀念

回應:閣下愛國愛民,是支聯會心目中的香港人,歡迎自行參加。

2. 六四是一場對人文價值和普世價值的嚴重傷害,出於對普世價值的堅持和追求,實應紀念,因此也歡迎世界各地民眾一同紀念

回應:世界各地都曾有無辜平民被暴政屠殺,香港之所以特別會紀念六四而不是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屠殺,是由於地理、種族和文化上的相近,以及昔日香港曾因以上理由聲援天安門外的學生。換言之,香港輿論和政界之所以在世上云云屠殺中特別關顧六四,也是由於所謂的「血濃於水」

筆者不是要說只紀念六四而不紀念世上其他屠殺是偽善,只是在香港,即使閣下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堅持而紀念六四,也會因「血濃於水」的根深蒂固而被社會如此詮釋閣下,結果閣下亦會成為繼續鞏固「血濃於水」的論述的幫兇。由於這論述某程度上是違反普世價值對平等的追求,出於普世價值而在香港紀念六四,絡果只會反過來傷害普世價值,絕不值得。

3. 六四對香港有強烈的本土意義,因為很多香港人也是因為六四而政治覺醒,所以紀念六四,也可以是肯定六四對本土政治貢獻的肯定,因此本土派也可參與。

回應:當日會有香港人會因六四而政治覺醒,歸根究底,就是因為視自己為中國人,因而特別同情在北京被殺的學生。當日本土意識尚未如今天蓬勃,這些香港人下意識視自己為中國人是情有可原;但今日本土派既已了解視自己為中國人是不當而危險的想法,那就應該明白過去視自己為中國人是一種錯誤,而基於這種錯誤而得到的所謂「政治覺醒」也不是甚麼值得肯定的事。我們應當做的是警剔過去所犯的錯誤,以為六四對香港有正面的「本土意義」,等於美化過去的錯誤,繼續讚美過去香港人視自己為中國人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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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紀念六四:從自我邊緣化說起

近日自治派與一些泛民中人就該否出席今年支聯會主辦的六四晚會爆發論戰,這或多或少證明了本土政治的崛起,其力量在積蓄超過一年後已足以正面衝擊六四這個過往一直都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主題。筆者清楚泛民在六四一事上分裂,絕對是一個嚴重的隱憂,但作為極端本土派,對筆者來說六四是香港本土政治在擺脫國族認同的道路上所終要跨越的難關。難關既至,筆者倒也不介意背負對六四死難者不敬的罪名,從文化政治的角度分析我們須對在香港高喊平反六四一事保持警惕的真正理由──在香港紀念六四涉及一種政治上的自我邊緣化。

 

「邊緣化」一詞在反高鐵運動前數年,隨中港融合論述而為港人熟悉。當年不少人都說過「不在經濟上與大陸融合,香港將被邊緣化」之類的話,可幸的是,隨本土政治力量的崛起,這種說法已趨息微,問題是大部份人到現在似乎都仍未能清楚理解到底何謂邊緣化。其實邊緣化的意思,可從語言學的角度理解:一個字詞的定義,其外延必有核心與邊緣兩部份,而邊緣化即指將一事物納於某字詞的外延之內,卻不容許它進入核心之中。以香港、台灣和中國為例,中共官員常說香港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試圖令人視之為常識;但另一方面,當提到「中國」一詞時,在大部份情況下人們所想到的,都只是大陸地區。這說明了即使香港和台灣都在「中國」一詞的定義外延之內,該詞外延的核心部份仍只包括大陸地區,而香港和台灣都只能處於邊緣之中。換言之,就是明明如果詢問香港和台灣是否「中國」一詞定義的一部份,會理所當然地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但若沒有這種特意的詢問,在使用「中國」一詞時人們就不會特別想起它們的存在,而只在腦海中浮現出大陸地區。既要在字義上統括一事物,卻又不容許該事物進入字義的核心 (或明知該事物絕不會進入此核心),就是邊緣化;而如果邊緣化是由該事物自身 (或其成員) 所促成的,便屬於「自我邊緣化」了。

 

要了解在香港紀念六四與自我邊緣化的關係,則我們可以從反駁自治派六四立場的兩個最有力的論點入手:

(一) 紀念六四不一定等於把香港民主繫於中國民主,而可以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追求;

(二) 香港過去一直是舉行六四紀念活動最積極和重要的地方,而不少香港人的政治覺醒也與六四有關,故紀念六四不必出於對中國事務的關懷,而可以只是對六四的本土意義的肯定。

這兩個論點所說的,完全合理,也是對自治派以反對「愛國」為由呼籲人們不要出席六四晚會的有力回應。這亦解釋了為何會有一些不同意支聯會以「愛國」為六四晚會口號的人提出同晚於尖沙嘴鐘樓另外自行舉辦六四紀念活動。但自治派、反駁者和主張另外自行紀念的人大概都忽略了,問題的核心不在於紀念六四本身,而在於香港這個小城市在中國這個國家的陰影下,進行紀念六四活動的文化政治含意。

 

紀念六四可以是只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追求,而六四對香港民主的發展影響深遠亦是鐵一般的事實,問題是考慮到香港在政治上屬於中國一部份的這個現實處境,不論是否有意為之,紀念六四結果都只會鞏固中國之於香港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我們確實可以出於關懷中國以外的原因紀念六四,但六四事件是一場發生於北京的政治屠殺這個強烈而奪目的事件性質,卻使這些紀念六四的非主流動機完全無法動搖社會對紀念六四這個行為的既有詮釋。換言之,即使紀念六四確實可以有不同的理由,但這些理由,在香港仍是中國一部份這個前提下根本取代不了在香港紀念六四是「哀悼因『自己國家』政權的暴行而喪生的『同胞』」這個論述霸權。而因為取代不了,加入一同紀念這個行為本身 (無論出於任何動機) 亦只會成為鞏固此論述霸權的幫兇。不論有意無意,在香港或以香港人的身份紀念六四,都會間接鞏固香港人「心繫家國」的論述,對本土派而言無疑是一種自我邊緣化。

 

至於上述論點(二),則還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太理所當然地以正面角度詮釋香港紀念六四的悠久歷史,甚至因之而自豪。對倫理學和邏輯稍有認識的人,都必會知道「實然」與「應然」的分別。香港一直以來都是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重要地方,和六四令不少香港人政治覺醒,皆為「實然」的歷史,但並這不等於我們「應然」要對這些歷史抱持正面和肯定的態度。特別是對本土派來說,本土居民的政治覺醒居然是來自 (某程度上) 屬於「敵人」的國家的政治事件,未必是甚麼值得自豪和慶幸的事。當然,過往香港的本土認同從沒有像現今一般強烈,故以往即使沒有人意識到香港紀念六四的歷史可用這負面的角度詮釋,也絕對情有可原,但這不代表在已然覺醒的當下我們不能以「悟以往之不諫」的本土本位態度去審視過去香港在六四事件和紀念六四中的角色。相反,如果時至今日仍有人不加思索地為這段歷史自豪,那他們大概不是以本土為念的人,因為他們所自豪的對象,是香港對中國的作用或香港之於中國的角色。由此看來,所謂紀念六四是出於對六四的本土意義的肯定,只是把國家的重要性偷偷地放回本土政治的語境當中,試圖模糊本土和國家的界線,絕不可取。對香港來說,這種先以國家為念的想法,實是自我邊緣化最有力的體現,也是本土派所應要譴責的現象。

 

筆者本來無意參與這場關於本土與六四的爭論,但眼見本土各派皆無法指出六四對本土政治最嚴重的影響,反而被一些雖然合理但違反本土認同的論點說服或駁倒,實在有必要釐清六四對香港的文化政治含意。六四事件無疑是一場滅絕人性的暴行,但它不是近代史上唯一的暴行,而同樣滅絕人性的暴行也不止於中國。香港人因地理、資訊和族裔上的鄰近對發生在中國的暴行的反應特別強烈,本也無可厚非,但考慮到香港的政治實況,尤其對本土派來說,就應該特別對這種情緒反應加以警惕。當然,能對過去一直被視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六四提出並非為中共護短而是純粹香港本位的質疑,絕對是本土政治發展的成果,本土各派就此仍應記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