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13

從《進擊的蝗蟲》的小瑕疵說起

昨天才推出正式版的高登反蝗MV大作《進擊的蝗蟲》,短短一日之間已在Youtube上有過十萬點擊率和過萬like數,可謂成功地在七一前把網民反對大陸人入侵香港的聲勢推至又一高峰。其實是高登動漫台常客的筆者,早在正式版推出之前一邊追post一邊把歌曲和未完成版MV loop過不下三十次了,但看到正式版的推出,仍是感動非常。對此片的批評,一如所料,除了是指影片歧視,還有就是質疑為何要以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旗為反擊的象徵,認為這是戀殖和媚外。對這些覺得香港應然屬於中國和與中國同宗的批評者,筆者只能一笑置之,該說的其實早已說過了,一言以蔽之,政治上中國的政權和其人民都是香港的敵人,明白這點的話就不會在旗幟上作無謂的爭辯了。

筆者倒是發現了影片中一個非關乎製作的小瑕疵,值得借題發揮說一些關於本土運動的感言。在影片的1分55秒 (1:55)中,用上了D&G不准港人攝影事件的示威片段,此事件可說是本土運動興起的導火線,用作素材實是無可厚非,但無獨有偶,該片段的鏡頭偏偏就攝進了一塊大概連當日的示威參與者也不大為意的示威牌:

locust

「今天歧視香港人 明天歧視中國人」,含意就是該示威牌的擁有者所關注的,是中國人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多於已被歧視的香港人。以中國為本位作思考,與香港本土運動的理念可說是背道而馳。把一段影著擔心中國人被歧視的示威牌的片段用於反蝗MV作素材,明顯是一個失誤。

然而,亦多得這個製作上的失誤,提醒了我們原來當日D&G事件中的本土覺醒並非那麼完美,一場聲勢浩大的集會,看起來雖然都是因為反對香港人被歧視,但其實可能有不少人仍是出於國族思想,基於中國本位的思考模式而參加。在中共和其在香港的幫兇長期的融合論、血族論洗腦下,習慣中國本位思考模式的香港人大概為數不少,這亦是本土運動和本土政治發展的一大障礙。D&G事件雖有引發「覺醒」之勢,但一次MV製作的小瑕疵卻告訴我們原來這段覺醒的歷史仍存在著不少雜質,而是次對《進擊的蝗蟲》的批評有那麼多是集中於香港旗的使用上,亦反映了以建立本土本位的思考模式和讓本土政治成為主流為目標的香港本土運動,仍有一段路要走。

在心態上,這裡涉及一個最終的利益本體為何的問題。筆者的個人意見是,香港人要不全然的本土本位,以香港為最終;要不眼光闊一點,以世界為最終,中間不應特意考慮到中國。認為香港應要回饋、貢獻中國,是假設了較之於其他國家,中國始終和香港有更親密的關係。這一想法來自主流香港人和中國人種族上的相近,本乃人之常情,但一來中國是政治上的敵人,二來這想法一直以來都是邊緣化香港非華裔種族 (特別是「少數族裔」) 的元兇,保留這想法就與本土本位的思考模式不符。香港並非應然與中國在利益上相連,中國和其民族亦無須是香港最終應考慮的利益本體。

《進擊的蝗蟲》製作非常認真,以業餘程度來說能加插自製手繪動畫更是一大驚喜,被發現有選材上的瑕疵,其實也無傷大雅,不損其作為進一步催化本土運動的重要作品的地位。本土派應當思考的是,這小瑕疵反映了本土運動參與者在理念上可能仍有重要分歧,而這分歧亦牽涉主流香港人對中國的既有態度。如何改變這種態度,建立真正的本土本位思考模式,是本土派必須思考的問題。

Advertisements

現實政治的後現代解讀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以現實政治 (相對於理想政治) 立論,自出版以來引起了廣泛討論。月前本土派就看待六四事件的立場向支聯會開火,而極端本土派 (筆者自認是其中之一) 更認為不應或無需紀念六四,可見關於對本土政治的立場不但是本土派與愛國派之間的爭論,其實亦反映了本土利益與普世價值可能存在衝突。早前何雪瑩和林緻茵主持了一場陳雲與碧樺依之間的對談[i],以本土利益和普世價值的關係為主題,從學術的角度探討了陳雲的城邦論和政治觀。陳雲自是強調其現實政治的立場,而及後文德彬撰文回應,嘗試進一步解釋何謂現實政治,以此指碧樺依和兩位主持人在討論上捉錯用神[ii],主持人之一的林緻茵則再在日前撰文,以基本的政治學概念回應文德彬,並以John Rawls對ideal theory和non-ideal theory的理解解釋現實政治和理想政治的關係[iii]。這些討論深入淺出,對有興趣從學術角度窺探城邦論的人來說是頗值得推介的文章。

        讀畢《香港城邦論》及上述數文,筆者決定也偶爾來純學術一下,來說說對現實政治的個人看法,不知有無新意,總之純屬自娛。

現實政治的既有解讀

現實政治的內容和概念,上文提及的文章作者,以至一些其他本地學者和政治評論人,皆曾論及,他們解釋時的側重點或有不同,但都可說是環繞著同一個重心。在香港首先引發討論的陳雲,在其《香港城邦論》第一章就說:「政治有兩大範疇,……理想政治以普世價值為本,做到人人安樂,現實政治以生存利益為本,先做到自己安樂。」如此立論,對讀過政治學的人來說,其實十分粗疏,有點「得啖笑」,但看在陳雲是成功在香港引起關於現實政治的討論的第一人份上,姑且以此為一個討論的起始點,在與其他人的解讀比較之後,亦或能有助了解甚麼是現實政治。

在本土派六四爭論發生之前,本地其實已有學者回應過陳雲的現實政治理論。許寶強曾批評以現實政治合理化本土派的排外並不恰當[iv],他對現實政治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所謂『現實政治』,是指政治的考量所依據的是赤裸的利益計算,而資源分配的爭奪和勝負,則完全取決於政治實力,而非建基於道德原則或普世價值。」他認為現實政治所針對的,是泛道德主義,其自身卻不怎麼「現實」:「政治的目標,離不開促進某種社會改造,又或是推動某些政策,最終的目標,仍然是為了解決特定社群的問題。……政治本是達至這些不同目標的手段和爭持過程,但在『現實政治論』手上,「政治」卻往往變成了「目標」,也就是維護參政者自身的生存或權位。」許寶強論斷手段和目標的二分,有過於簡化之弊;他對現實政治所作的定義,本身雖無問題,卻很容易令人混淆「實然」與「應然」之別,這正是對現實政治的概念的討論容易落得不著邊際的原因,此點在下文會再詳細論及。

另外,林忌對右派的理解,也可說是一種對現實政治的解讀。他認為左派和右派的分別在於前者先從理論出發,「從理論入現實」[v],後者則建基於實證,以理論總結、歸納過往實踐的經驗。這個「右派」的定義其實正帶出了現實政治不存在任何含有實質政策主張的絕對原則的一面。置於普世價值的討論脈絡中,則意味著即使普世價值是一重要原則,也不能先驗地以之為審視政治主張或政策的絕對標準。

上文提及的文德彬的文章,靠近陳雲的一方,藉解釋陳雲理論的性質維護其合理性和可取性。他雖無正面解釋現實政治的內涵,但他指陳雲的理論包含「政策實際操作」,以此為據指碧樺依「未有掌握現實政治的概念」,又引述孔誥烽指「在現實世界中,普世價值必須透過政權來實踐,受政權管治或統治的住民社群才可受普世價值薰陶,普世價值不能單獨存在於世」,足見文德彬認為現實政治之所以現實,是因為它涉及政策的實踐。

林緻茵的回應,則有力地指出了文德彬論點的問題,亦同時解釋了她自身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她認為:「政治學的處理的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說明性 (Interpretive),另一類是規範性(Normative)的討論。前者包括文先生最在意的問題,即現實政治──我們透過不同的假設、方法和角度,觀察並分析政治實際上是如何操作……」所謂說明性和規範性,其實就是「實然」和「應然」之別。然而,林緻茵大概並非真的認為現實政治屬實然的問題,因為她隨即提出non-ideal theory的概念 (非理想論,筆者主觀地覺得這個譯名很兀突,故盡量不使用),指出「使用『現實政治』一詞絕非陳雲的專利,因為政治哲學中的非理想論是以一套說得過去的 (justifiable) 政治理想為基礎,亦已經將現實情況納入考量範圍之內」。政治問題可以很黑暗和很複雜,並非單以普世價值為口號就可以解決,但提出一套政治理念或政治理論以嘗試改變現狀,則心目中必有一種應然的「理想」狀態作為改變的方向 [*這論斷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可能犯有基礎主義 (foundationalism) 的毛病,但不在此詳述]。文德彬以至一些其他以現實政治作為排外理據的人,正是誤用現實政治對一些實然問題的假設 (如政治複雜和黑暗) 來否定對應然問題和價值的討論,因而不明白一旦應用現實政治來改變現狀,邏輯上就必然涉及應然和價值的問題。

文德彬的盲點,其實正是許寶強對現實政治所作的定義所容易令人混淆之處。現實政治作為理論,最少有兩種用途,一是提供理解現實的策略或角度,二是支持一些政治觀點或政策,前者是實然分析,後者是應然分析。許寶強指現實政治認為資源分配「完全取決於政治實力,而非建基於道德原則或普世價值」,是指出了現實政治對一個實然問題──資源在現實中如何分配──的假設或詮釋,但現實政治是否認為資源應當如此分配,則是另一個(應然的)問題了,現實政治本身並無解答 (陳雲用本土利益解答資源分配的問題,現實政治只是本土利益的理論基礎)。從這角度看,林緻茵引用non-ideal theory的分析框架是正確的,因為non-ideal theory正是基於一些實然的假設或詮釋並以之為局限,討論如何在這些局限下改進現狀,而現狀「應然」如此改進。陳雲說現實政治,顯然是用來支持其城邦政治觀點,屬應然分析,而應然必涉及價值取向,故用現實政治這四個字來回應基於普世價值的質疑,可說是不著邊際。

然而,在當下本土政治的討論處境下,non-ideal theory作為分析框架有一個缺陷,就是它某程度上假設了局限與目標改變對象的二分,而當下對城邦論的質疑,卻正是某些「局限」會隨按照城邦論所推行的政策 (如阻截「雙非」) 而惡化。陳雲的城邦論不高談普世價值,置於non-ideal theory的框架下,所謂的局限是在中共不斷破壞香港這個現實下,根本無暇在保衛香港的同時繼續全面守護普世價值,故當首要目標是保衛香港時,城邦論的主張不考慮普世價值。而反對者所質疑的,卻是城邦論的不顧普世價值,會對普世價值造成傷害,換言之,所謂的局限並非靜態存在,而會因推行城邦論而惡化。當局限會與目標改變對象一同因理論的實踐而改變時,non-ideal theory對兩者的區分,就顯得有點隨意了。

如要把現實政治應用於維護本土利益之上,筆者認為要強調的是現實的、具偶然性 (contingency) 的條件如何合理化一些看起來是有違普世價值的主張。這些條件之中,最能反駁左翼盲目地博愛、包容和提倡平等的,正是中國和香港的政治關係。在地理、資源、人口、文化、資金、政治等多方面的權力不平等下,香港的自治根本從來都岌岌可危,更遑論可以改變中國。由於在中共治下根本無普世價值可言,說能否捍衛普世價值時所用以比較的基線 (baseline) 是被中共同化後、香港變成「一般大陸城市」後的情況,從這角度看的話大部份被左派攻擊的行為都反而是在維護普世價值了。現實政治在這裡的角色是指出本土派的行動和主張都只是在特定處境和條件下才能被合理化,而現時香港的處境是已經差得幾乎任何基於維護本土利益而主張的改變都是一種改進了。一日中國和香港的權力不平衡仍在,香港的自保行為都仍勉強屬有利於在香港維持普世價值,因為餘下的可能選擇只有坐以待弊、被中國同化而成為喪失普世價值的一般大陸城市。簡而言之,就是lesser of two evils。

左翼人士如要反駁,就不是說甚麼平等和包容,或不要讓自己成為如敵人般低等之類的論點,而是基於事實,嘗試指出香港有更好的自保行為,可讓香港在不被同化的同時又能維護更多的普世價值。左翼的批評,其最大問題是在說普世價值時弄錯了基線和忽視了關鍵的條件;現實政治作為理論,其貢獻應在於重新強調這些條件,為香港的本土政治的提供一個討論的框架,以防討論因在純理論層面上說普世價值而失焦。

後現代視角對現實政治的後設解讀

以上是基於現實政治的既有解讀而對其於香港本土政治的應用的分析,用較為後現代的學術用語形容,就是承認一套政治主張不存在普遍性,而只適用於特定的處境和條件之下。

但後現代理論對現實政治的詮釋其實不止於此。不少陳雲的批評者都質疑他所談的現實政治都底有多現實,認為他對「現實」的詮釋和相關條件的取捨過於隨意,甚至自相矛盾,其實正是在投訴現實政治濫用了「現實」二字的客觀性。事實上,現實政治作為理論既有其所針對和回應的對象 (理想政治或泛道德主義),它就不可能是一套很客觀的理論,故所謂較「現實」,也未必等於較客觀。更甚者,從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的角度看,現實乃從社會眾人的主觀認知所共同建構而來,而非先於被認知的過程而存在,而我們每一次對現實的表述或再現,都會持續改變這所謂的現實;簡而言之,就是不存在被認知或表述之前的、最純粹的現實。而這種後現代視角對現實政治的含意是,高舉自身理論之「現實」也無非是試圖依自身意願改變現實而已,與其所針對的主張或理論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以筆者所知,陳雲似乎頗討厭這些後現代理論,認為是「左膠」之物;但對筆者來說,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不一定左傾,右派只要不介意承認精英主義,則可把後現代理論收為己用,而現實政治即為一例。

前段提到建構主義指出現實政治的對「現實」的一廂情願,但其實只要意識到和肯承認這一點,現實政治作為理論可照用無誤,因為它剛巧能自我指涉和後設地指出了理論之間的爭端也不過是一場「現實政治」──各種主觀意願和政治主張之間的自由搏擊;而在主權在民的前提下,哪一方能更巧妙或有效地讓自己的理論回應 (或引導) 民意,他就是現實政治的勝利者。換言之,現實政治和與其相對立的理論之爭,在後現代的視角裡,根本可以是發生在現實政治所設的框架之下。在這後現代的解讀中,現實政治的貢獻在於認清理論主張之間的遊戲規則,後設地統攝對手。

但後現代主義對現實政治更重要的啟示,在於如何處理一些對理論來說屬後設的現實,即關於該理論的現實。雖然對現實的詮釋和取捨難免有主觀成份,但最少有一項關於政治理論的現實並不會有太大爭議,就是在現代多元社會下,不會所有人都信奉同一套政治理論。當然,這亦是現實政治作為理論所必然面對的現實。

將這後設的現實結合現實政治既有解讀中對偶然性的強調,筆者認為後現代主義對現實政治的最大啟發在於揭示一種對理論來說是反其道而行的可能性:一套政治主張能以「不被所有人 (或大部份人) 接受」為處境或條件。正如當初社民連的成立某程度上是為了團結最基進的泛民支持者,本土派一些極端排外主張的提出也能有意識地只以最極端的本土主義者為目標。如果所有或大部份香港人都像社民連、四五行動和人民力量等「激進民主派」般基進,大概香港的政治環境會面目全非:同樣道理,如果全香港人也對大陸人恨之入骨,理論上納粹黨般的行為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我們都深深明白,在長年「血濃於水」論述的洗腦下,加上英治時代受普世價值的薰陶,在這十數年內都不可能出現所有或大部份香港人都仇視中國和大陸人、欲除之而後快的情況。正是在這前提下極端的本土排外主張仍能對現時的香港產生正面作用,衝擊香港人在長期被民族主義洗腦下對中國的既有觀念。

在這強調後設現實的解讀中,現實政治能為一些違反普世價值的主張提供理論基礎:這些主張能以普遍民眾仍信奉普世價值為條件提出,藉其極端性引發更廣泛的反思,「曲線」地改變主流、正常的內涵。當然,如果這些主張的提出者仍信奉普世價值為最基本的遊戲規則,那就必須了解該些違反普世價值的主張,不但要以不為多數人所接納為提出的前提,更要在發現其越來越受歡迎時及早摒棄。這裡涉及一種精英主義的政治操作,要求政治主張的提出者或背後的操作者對政治理論的態度要與一般民眾不同,難聽點說就是不排除愚民的可能性,是極端的精英政治。

筆者從來都不否認自己是極右精英主義者,並認為學術上的後現代主義可透過精英主義為右派所用,近來被廣泛討論的現實政治即為一例。筆者十分認同林緻茵所言現實政治並非陳雲的專利,同樣道理,後現代理論的應用亦非左翼的專利。筆者認為陳雲對現實政治的見解十分粗疏,亦不同意他漠視後現代理論的取向,事實上,只要在現實政治的既有解讀中釐清「實然」與「應然」之別,現實政治作為理論能成為本土政治提供討論框架,而結合後現代主義,更可後設地統攝理論層面之爭,並為極端排外主張提供理論基礎。雖然與陳雲原意頗有出入,但從這角度看,現實政治對本土派的政治主張確有助益。


[v] 林忌, facebook , 11-6-2013 「其實由理論入現實的,都係左派,因為只有左派先會咁重視「理論」;無論工業革命定係資本主義,英國從來唔係有「創建」一套理論去做,而係先從實證成功左,然後先有所謂「理論家」去「證實」果套理論。

亦因此,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係從佢成功的政策與三場戰爭來實證佢的成功,到晚年退休才去寫書,而唔係創製甚麼「鐵血理論」;好多「中國人」一直都唔明白呢個道理,以為乜都要先「創立」一套理論,其實本身就係「左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