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4

立體的偶像研究──短評日本偶像團體BiS

說起研究,可能不少香港人都會記得《國產凌凌漆》中羅家英的一句對白:「喺中央精神病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負責做啲咩?) 畀人研究!」這個笑話,或許也適用於日本女性偶像團體「新生偶像研究會」BiS身上。

BiS現時成員:(左起) ヒラノノゾミ、コショージメグミ、ファーストサマーウイカ、カミヤサキ、プー・ルイ、テンテンコ

BiS現時成員:(左起) ヒラノノゾミ、コショージメグミ、ファーストサマーウイカ、カミヤサキ、プー・ルイ、テンテンコ

新生偶像研究會 (新生アイドル研究会),英文名稱是Brand-new idol Society,故簡稱「BiS」,在香港應該沒甚麼名氣 (起碼筆者從未聽任何朋友提起過),但單是名字已頗有值得玩味之處:說是偶像研究會自己卻是偶像,那到底要研究甚麼?這種偶像和偶像研究之間的張力,值得細味一番。

她們在日本,常被稱為「邪道Idol」(她們也這樣形容自己),其實只要上google搜尋一下,你也很快就能知道她們到底有多出位和另類,所以筆者就不再一一列出了,但也不妨再補充幾點:

1) 她們由2010年底成立至今不足四年,成員人數由最初四人變為現今的六人,但前後也總共有五人退出;單是2013年就走了三個,又在短短半年內新增四名成員。

2) 最新的成員在去年10月才加入,但在此之前整隊已不斷強調將會在2014年解散,而最終在本年2月12日宣佈將於7月8 日正式解散 (宣佈之後還跟Fans一起高呼「萬歲」)。

3) 華文圈去年11、12月流傳甚麼網友踢爆與Fans過火親密接觸、被網友揶揄為「揉得到的偶像」等,其實與網友無關,全都是官方自己上載的宣傳片

去年六月底與日本噪音樂隊「非常階段」組成「BiS階段」

去年六月底與日本噪音樂隊「非常階段」組成「BiS階段」

如果BiS真的算是在研究偶像到底是甚麼,那麼她們的研究方式就是以偶像的身份自行不斷地對偶像的界線和底線進行各種實驗,包括宣傳上反覆以裸體和色情為賣點,MV以同性戀強姦援交暴力內窺鏡身體機械化等畫面為主題,音樂上滲入死亡搖滾噪音,連演出服裝的設計都以曱甴、機械人和內臟為藍本,以至團隊本身就以解散為目標,都挑戰著常人對女性偶像團體的印象和理解。

單曲專輯《Fly/Hi》的服裝設計以曱甴為藍本

單曲專輯《Fly/Hi》的服裝設計以曱甴為藍本

筆者之所以強調「算是」,是因為她們絕對沒有研究所應有的抽離。事實上,她們一直都坦言走另類路線是她們在「偶像戰國年代」中製造綽頭和生存的手段。換言之,她們的出位,大概沒甚麼純粹為了研究的意圖,而是身為偶像的「搵食」技倆。但如果就這樣結論的話,則又有一個問題:為何早早已決定要解散的她們,不選擇安全一點地搵食,而仍要不惜犧牲色相不斷衝擊道德底線呢?筆者也想不明白,也許認真你就輸了,筆者也不虛偽地說讚賞她們的勇氣,但這種難以用常理或理性理解所造就的藝術性──即使本人不必有藝術的意圖──一如她們的MV,筆者深深欣賞和享受。

當然,有人 (特別是左膠?) 會覺得以出位和重口味為賣點,也不過是讓人消費另類,靠支持度和曝光率維生的演藝圈中人,根本就逃離不了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不過,這說法對BiS來說卻未必適用,因為BiS的支持者 (稱「研究員」),特別是死忠狂熱的,往往可說是她們現場表演的一部份,且看以下片段:


看這些狂熱支持者熟練而誇張地加入到表現當中,大概才是現場表現的真正樂趣所在。

說要研究偶像的自己成為研究的對象,去看表現的自己成為表現的一部份,BiS就是能引起這樣的主客體關係錯亂。以研究之名去做出種種的越界行為,其效果和影響本身才是最值得研究之處。為本身只被消費的偶像添上研究之名,不是真的要顛覆偶像的定義 (在這個世代中「顛覆」已經很廉價,你看在中國被控顛覆國家政權是多麼的容易),而是讓所謂的「研究」也被消費,留待身為消費者的我們興起研究反思之念。從這角度看,BiS的偶像研究也可真的算是曲線而立體,不存在絕對的主體和客體。

當然,聽J-Pop從來也可以不用想得這樣複雜,打開MV,感受BiS跟其他偶像團體截然不同的獨特風格和畫面的視覺衝擊,或視之為不應用理性解讀的藝術作品,也是另一種享受。不過前提是,你要先像筆者一般,接受重口味能成為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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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處理」不是法治政府的語言

「驅蝗行動」後,一眾政府高官接連出來獻世,有人將是次行動和動軋過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比較,發現原來針對大陸人的行動比針對香港政府的示威更能有效迫使香港政府回應,賣港如此形於色,本土派實在應該多搞幾次驅蝗,好讓這個港共政權繼續獻醜。

看看高官扮強硬卻其實笨拙的回應,其實也是一種樂趣,不過689那句「政府會依法處理」,卻甚是刺耳。這是中共的語言 (這句感覺很陳雲),不是法治社會的政府該說的話。

所謂「依法」,是黨國不分的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說的「依法治國」,不是法治。這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的分別,香港的法律系一、二年級生都應耳有所聞。法治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沒有任何人──包括政府和國家元首──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依法治國」語意上有一個前置的主體,依法是那個主體的選擇,這絕是不是法治,因為在法治社會不會容許公權力者有這樣的選擇權,不依法則該管治權的行使無效。(順帶一提,筆者完全不同意戴耀廷副教授對法治「四個層次」的理解,將法治從一個存在與否的判斷 (a matter of kind) 扭曲成程度的問題 (a matter of degree),變相將根本不存在法治的中國開脫成「法治程度」未夠高。)

所以法治社會的政府不會說自己依法辦事,正如四肢健全的人不會說自己用腿走路,只有間歇性殘廢的人才會覺得有需要強調他某一天沒有跛可以不靠拐杖用腿走路。法律具凌駕性即要求政府處理任何事情都必須依法,不得不依法,即使不處理事情時也須依法,因為依法就是政府運作自然的一部份,只有689這種無法無天的中共地下黨員,才會欲蓋彌彰,意識到有法可以不依,把「依法」說出口。

香港人向來重視法治卻對法治認知不足,加上戴副教授的新奇法治理論已成為DSE通識教科書的標準理解,筆者有時也深感「冇眼睇」。撰寫此文,深知自說自話有餘,力挽狂瀾不足,不過作為一件間歇性離地的右膠,還是聊以自娛,以一句作結:法律是政府的主人,不是政府的工具。

沒有主權,沒資格說包容

凡有難聽過粗口的「大家都是中國人」包容論出現,就總有左膠站出來護短,可謂形影不離。新年流流,本想上高登和youtube聽聽《罪與佛》大碟就算,但見歪論滿天飛,實在忍不住,惟有未到赤口先開個年。

筆者早在兩年前已說過,之後亦一直強調,在中國與香港的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要求香港人對中國人包容是無恥。「包容」在字義上從來都是上位者對下位者、或多數對少數行使的權利,用後殖民理論或解構主義的言辭,即涉及一種權力關係。所以左膠們說包容,有兩個假設,一是香港人是文化的上位者,二是香港人在香港疆域內屬多數。

但左膠們看不到或死不承認的是,當自己的主權被對方持有時,任何的優勢皆改變不了自己在權力關係中是下位者的事實。任我們香港人如何「較有文化」,中共也可以命令一個教育局把廣東話說成是一種非法定語言的方言,然後繼續把普教中擴展下去;任我們香港人如何佔多數,被操縱的港共政權也可以以旅遊業和家庭團聚之名讓上億的中國人來踐踏香港的土地。

左翼和左膠,以至一些本土派的朋友,都喜歡援引外國例子以立論,但這些例子對香港根本沒有意義,因為那些「外國」皆是持有自身主權的國家,而香港在中國面前,根本沒有主權可言。當然,主權可以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以前主權屬英國之時,我們自可對中國籍人士包容,但我們不會說包容英國人;而現在面對非中國籍人士,特別是東南亞裔的,香港的「自治權」似乎還是足以讓政府行使猶如主權一般的權力,因此我們也理應包容,問題是為何說包容的人往往只看到新移民?

如果要包容,就包容那些國籍並非我們主權國的人;對於持有我們主權的中國的一切,我們不必包容。昔日法西斯政權也是有主權的,在得到主權之前,我們香港人又何妨當一下偽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