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arch 2014

沒有英國,哪有香港?──戀殖乃飲水思源

左膠們對於香港人大搖香港旗歡迎末代港督彭定康,跟中共官員感受一致,大表心痛與不屑,有說香港人原來不是愛當家作主,甚或將之形容為「回到舊奴隸主的懷抱」,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這種明明已身在後殖民年代卻仍抱持反殖鬥爭思想的脫節人士,其實比較適合離開香港,到那些被前殖民者繼續「經濟殖民」的地區宣揚他們的主張,肯定大有市場;可惜香港是一塊正被中國這個新殖民者進行全方位殖民的彈丸之地,令深信中華民族是帝國殖民主義下永遠的受害者的左膠們,盲用左翼反殖理論批評港人戀殖而成為中共的幫兇,教人情何以堪。

香港跟其他曾被殖民的亞洲國家或地區不同,其政權和人民沒有被侵略,因為在一八四一年前政治和行政上都根本沒有香港,被侵略的是中國而已。反而正是因為殖民,才創造了香港。此前相關疆域只是大清新安縣的一部份,沒有自身的界域或身份可言,更談不上是任何政治實體。是英國的殖民,劃了一條邊界,給了一個名字,才令香港能作為香港──而不是新安縣南端一隅──存在。故香港「開埠」的意義,不單是主權易手,更是讓一塊土地擁有了此前從未有過的身份,單是這點,英國的功績就應該被肯定和紀念。

對香港來說,殖民沒有侵害過我們的主權,也沒有剝奪過本地居民的權利 (一八四零年代的清朝有「權利」的概念嗎?)。反過來說,英國不但給予了香港一個身份,還在百多年的統治下奠定了法律、經濟、福利等國際現代城市的制度,香港之於英國,根本就無殖可反。所謂反殖,只不過是從中國本位的思考角度,把香港的殖民認定為對中國主權的侵害而已,又或是把二十一世紀的平等標準,穿越到六十年代去使用,其實都對香港沒有建設性。

常常有人出來要說「解殖」,為何就不見有人出來「解反殖」?說穿了,在香港說「殖」,像是跟從世界標準似的把殖民視為本質上的惡,其實就是把漢族/中華民族中心主義偷運進香港,將英國和其對香港的一切貢獻他者化。而事實是,對香港來說,與大部份其他亞洲例子不同,殖民從非本質上的惡,是它把香港從無到有創造出來。香港的一切,不但是其七、八十年代的國際地位,就連其作為政治實體的存在本身,都是英國殖民統治帶來的,只因「殖民」一詞的不光彩而把一切懷念殖民時代的行為妖魔化,假定香港的「當家作主」一定不能有英國的參與,這些左膠根本是在否定香港的根。

一眾大英帝國前殖民地的獨立史足以證明,相對於「民主回歸」人士當日盲信「回歸」中國就能當家作主,我們透過回歸英國以達到真正當家作主的可能性,實在高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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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反服貿,一開始就說不出甚麼來

這幾天沒有像Facebook上的朋友般就台灣學生的佔領行動評論太多,因為發現,作為香港人,原來很難不抽水地對從香港的角度去評論反服貿。要不抽佔領學生那鼓守衛台灣的熱誠,要不抽香港的政治參與者 (和2010年的高鐵示威),以港台比較入手的評論,由於與香港的距離太近 (和對台灣時局認知不夠深入),難免流為一己立場的宣示。但筆者這次不想抽水,所以不如少說。

 

警察的暴力清場,令不少之前說台灣警察體察學生的人跟車太貼中伏,但隨之而來的又是另一個泛一般化的極端結論:不論何地,總之示威者跟警察永遠無可能同一陣線──被眼前事件的震撼影響對偶然性的認知,是評論者的又一致命傷。學生是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了,但筆者絕不會說是另一次「六四」,一來因為台灣有民主政體,一旦出現六四式鎮壓國民黨政權必定倒台,無須甚麼平反,二來史上暴政鎮壓人民的事件從不止六四,為何偏偏要用中國的鎮壓事件作類比?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無需一看見台灣出現暴力清場就聯想到昔日的中國,這樣只會成為建構「大中華命運共同體」的同謀。

 

筆者不是台灣人,說甚麼支持台灣、台灣加油也無非是最廉價的「精神上支持」,所以還能客觀理性 (或冷血) 地作上述的分析。作為香港人,還要是極端本土派,筆者對台灣有的頂多是同理心,絕對說不上歸屬感,故支持和同情難以是純粹、毫無私心的,最終想的還是香港。這是筆者不帶悔改的懺悔。

 

因此,台灣人,請不要理我們,想著你們的台灣,打倒你們台灣的敵人就可以了。筆者這個幫不了甚麼的外人,不作濫情的支持,是對自己的私心的坦白,也是不讓這私心玷辱你們的一腔熱血所最能做的事。

廿年後讀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有感

早幾天寫《為本土意識拾遺》,提及過去二十年對本土意識的討論和學術研究,但寫完後才發現竟然忘記了介紹周蕾,實在抵打,因為她大概是第一個指出香港主權移交不過是一個殖民者換另一個殖民者這個觀點的人。筆者還記得中學時代初次接觸這個觀點時,那種興奮和震撼,是獲得重要知識時方能感受到的愉悅。

 

然而,直到數小時前,筆者才真正把這篇寫於1992年的啟蒙之作的原文──《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 讀過一遍。2012年本土派興起之後才加入本土行列的朋友,大概會驚訝,早在本土派出現的廿多年前,如此真知灼見已然出現。

 

雖然在一些分析上略嫌不夠深入,但周蕾明確指出了 1)「被回歸」是與殖民者無異的帝國主義行為,和2)向中國「尋根」是對本土文化的否定,而中國對香港的蠶蝕所憑藉的是「對鄉土觀念進行法西斯式的扭曲」(“fascist manipul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folk”)。能在被「民主回歸」和哀悼六四的氛圍主導的九十年代警覺到中國/漢族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侵略,比我們走得要快廿多年 (而泛民大多仍未肯醒),筆者實在不得不拜服周蕾的冷靜和洞見。

 

那麼,在廿多年後的我們,又應該如何踏著昔日周蕾的步伐,向前邁進多一步呢?港大《學苑》的專輯引入民族自決的討論,是一個很好的示範;筆者現再從文化政治入手,嘗試進一步闡發周蕾對「尋根」的批判,拆解大中華思想背後的邏輯:

 

「大家都是中國人」,難聽過粗口,而若從文化研究或解構主義的角度看,它反映一個「本質主義的陷阱」。說香港是「中西混雜」、「華洋共處」,以至「保留殖民地文化和制度」,會因強調中西文化的共存而諷刺地忽略了其共存的方式。這個共存的方式是,香港是在中國這個文化本質上添上西方 (英國) 的一些特質,而香港人是受到西方殖民治下文化影響的中國人,換言之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流的「本質-外在」之分。以種族身份為default position去理解和實踐文化混雜,令對文化混雜的強調成了種族本質主義的幫兇。

 

由是觀之,夾縫性、混雜、第三空間等理論,都太著重中英兩股大勢力之間的對等衝突對香港的影響,忽略了在文化上種族本質主義其實一直統攝了這兩種文化的共存和互動方式。周蕾有以忽視文化權力不對等為由批評混雜性理論,但她並未考慮到中國其實才是中英之間更應被警惕的一方,這正是其理論在廿多年後可被改進之處,也是批判大中華思想的有力入手點。

 

筆者慶幸本土意識能發展得如此迅速,但我們在向前看的同時,也不應忘記過去關於本土意識的學術討論,前人的基礎對本土派的發展有重要的價值。此時讀周蕾的舊文,更覺對中共殖民的抵抗,其來有自。

 

 

相關文章:

1. 《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英文原文 (原刊於1992年的《Diaspora》學術期刊,後收錄於《Ethics After Idealism》一書中)

2. 舊文《簡論籍貫於香港的後殖民性》

3. 舊文《中國籍特權的文化政治》

為本土意識拾遺──回應《學苑》〈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輯

港大學生報《學苑》數日前出版二零一四年二月號,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為題,立時在網絡上引起迴響。筆者身為極端本土派,自是樂見如此具衝極性的主題。

昨有時間翻閱主題專輯內的五篇文章,更是喜出望外。沒料到大部份都只是大學二年級生的《學苑》編輯們,能援引豐富的歷史資料和學術理論立論,從本土音樂娛樂史、政治和文化研究理論,以至國際法概念等,都有應用,可見確是做足功課和深思熟慮;在理論層面以「imagined community」為重心,對當下「香港人」身份的討論亦很有啟發性。如此具學術基礎的評論文章,在當下的本土爭論中已屬少見,而且還是出自大學本科生之手,筆者只能說一句「夫復何求」。

該五篇文章的立論和論證,筆者認為未算完美無瑕,不過也不打算詳細討論文章的內容,讀者不妨自行翻閱再作思考;但純粹基於立場問題 (私怨?),筆者決定就陳璟茵的文章說兩句。她說她的文章意在「提供另一可行的左翼批判」讓同學討論,但筆者實在看不出該文有何左翼批判可言。作者為本土意識的發展提供歷史分析,但對本土派的質疑充其量只是指其某些主張忽視客觀環境,並無左翼理論基礎可言。馬克義主義的物質階級、後馬克思主義的非物質、建構階級、女性主義的男性主體霸權,以至連最能直接應用的後殖民理論也看不見。文章合理地對本土派的主張的提出數個疑問,但離左翼批判甚遠。

縱觀整個專輯,筆者其實極為滿意,但為深化討論,且提出數個回應,旨在拾遺,並無批判之意:

一、忽視了過去二十年的本土意識討論

本土派雖然在2012年前後才興起,但對本土意識的學術討論,其實早在1980年代後期已出現。陳清僑所編的《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1997,牛津出版社)一書,從探討「北進想像」的角度分析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的本土文化,現時嶺南文研的左翼學者葉蔭聰、許寶強和身居美國的本土派學者孔誥烽皆有參與,對比昔今,對本土的學術討論甚有價值。

另外,上一個十年牛津出版社推出了「香港讀本系列」,輯錄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學、宗教等多方面學術文章,為本土的概念和發展提供了深入而全面的討論。筆者讀著是次的《學苑》專輯,有時覺得新意不算太多,正是因為某些議題早在過去二十年已被深入討論過。

二、宜更持平和深入地討論民族自決,引發社會討論

香港人對民族自決的概念認識不深 (因為大概沒想過與自己有關),故介紹這個概念時應更全面和持平。專題中討論民族自決的文章將民族自決的權利直接指向獨立,這並不符合國際法對這權利的理解,因為民族自決可在非獨立的前提下進行,而能依靠民族自決權而獨立的國家往往只有前殖民地,不幸地香港的殖民地身份被《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淡化,現時甚難說服國際社會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 (即使筆者認為這是事實)。

但現時不妨先把民族自決停留在討論層面,也不妨把當中最具爭議性的、加拿大魁北克省要求獨立時所依賴的「糾正性脫離」(remedial secession) 概念引入討論當中,即當一個國家內某一民族無法在該國家內實踐民族自決時,作為糾正或補償對其民族自決權的損害該民族可分裂該國家的部份領土,脫離該國家獨立成國。這概念也許對西藏更為重要,但現時香港應多作公開討論。

三、有文學專題,卻無本土意識的文學面向

今期《學苑》有兩個文學專題,分別關於新界的風土人情和港大校園,但既然如此重視文學,亦重視本土意識,卻為何獨欠對香港文學中本土意識的探討呢?筆者認為這是對題材的浪費。筆者對這方面認識不算深,但最少台灣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以小說譜寫香港殖民史,當中的本土認同絕對值得一提 (當然這二十多年來也被多次討論過了);而在主權移交十多年後重讀以「九七大限」和移民潮為背景的、香港作家黃碧雲的《失城》,也絕對能引發對當下的反思。

以上數點,雖指出專輯的一些不足,但筆者絕無怪責之意,《學苑》編輯們這次的表現已經遠遠超乎大學本科生應有的水準,筆者甚至認為這個專輯值得所有對香港研究有興趣的人翻閱最少一次。有如此高水準的學生報,是港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