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4

向入境處查詢Betty Wong事件電郵範本

Betty Wong email enquiry

雖然筆者知道早已有高登網友撰寫了電郵範本,供大家向入境事務處舉報,但由於事件反映無戶籍非法入境者的遣返問題,而且這名非法入境者的父親也有涉嫌犯法的可能,故也應一同向入境處查詢。筆者現提供以下新電郵範本,歡迎使用和轉貼。

 


主題:就非法入境女子黃嘉慧入讀香港大學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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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處> enquiry@immd.gov.hk

抄送:<香港大學> cpao@hku.hk,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medfac@hku.hk

 

敬啟者:

 

本人近日從報章和網絡媒體報導得悉,貴 處於本年一月向一名獲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取錄的非法入境女子黃嘉慧(洋名Betty) 發予香港居民身份證;而根據《明報》四月十七日的報導,貴 處於2003年時未將該黃姓女子遞解出境,是由於她沒有任何國家的戶籍或出生證明。對於上述事件,本人有以下數個疑問:

 

一、對於沒有任何國家戶籍的非法入境者,將其遞解出境是否有行政上的困難?

二、貴 處行使酌情權向非法入境者發予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準則是甚麼?有本地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 (下稱「受資助院校」)願意取錄是否相關考慮?

三、貴 處在本年一月才向該黃姓女子發予身份證,但香港大學似乎在2013年8月已先行取錄她,而法律上當時她仍為非法入境者。請問受資助院校是否有權取錄此類未經准許而入境人士入讀受資助課程 (UGC-funded programme)?

 

另外,根據報章和網絡媒體報導,該黃姓女子自稱在2003年偷渡來港後由父親向協助她偷渡的人「贖回」她。如果屬實,請問她的父親是否可能已經因向安排他人非法入境的人繳付該安排所需費用,而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9條和《入境條例》第38(1)條,涉嫌干犯「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另一人未經准許而入境」的刑事罪行?

 

貴 處向來以打擊非法入境為己任,本人認為根據該黃姓女子的自述,已有初步證據顯示她的父親有可能已干犯上述罪行,希望貴 處能對該黃姓女子非法入境一案重新展開調查,不應姑息任何協助他人非法入境的行為。

 

此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

 

市民XXX謹啟

2014年4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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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y Wong父親已涉嫌協助非法入境

illegal immigration 03

相信有看過那位非法入境者的萬字自白書的朋友,都會記得她如何自述8歲時與入境處職員周旋的事蹟:

「後來到入境處自首,在啟德機場辦事處被四、五個Officers關在密室裏兇了一整天,用盡言語加上精神上的威逼和恐嚇,強逼我承認是家人帶我偷渡來香港的,這個我可做不出,到底想我怎麼樣?明明是「我自己搞出來的爛攤子」 卻要我撒謊把責任都推到家人身上嗎?這可不是我的Style喔,所以我毫不猶疑地堅持說出真相,還一滴淚都沒有流,可能因此他們更加希望透過從精神上拖垮我,讓我表現出內心的恐懼和懦弱,然後妥協並讓他們從中得到成功感⋯⋯

結果,這場精神搏鬥— 我-贏-了。」

 

根據《入境條例》第38條,非法入境乃刑事罪行,最多可監禁3年。有人說十歲以下小童沒有刑事責任,筆者也不深究當事人偷渡的那一天法例改了沒有,反正就算未改,基於檢控政策筆者也不認為入境處會去告一個8歲細路非法入境,因為正常的推斷必定是背後一定有人協助才可能讓一個如此年幼的小孩成功偷渡。《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9條就訂明「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另一人犯任何罪行,即屬就同一罪行有罪」,這就是為何入境處職員會著力查問是何人協助這名8歲小人蛇非法入境。

 

當初事實到底是否其家人教她非法入境,無從可知,反正8歲的她已懂得死口否認,如今更難確定真相。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她的萬字自白書其實已不小心留下了其父親的罪證:

「爸爸大概從收到蛇頭電話的那一刻直到贖回我的一剎那,都無法相信我竟然能做出如此荒謬的事吧!可是,他見到我的時候,那臉是流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卻什麼責怪的話都沒有,倒是稱讚了我一下,說我很厲害。」

 

偷渡是要錢的,運她來港的蛇頭固然肯定是協助非法入境,但來到香港後替她完成整個偷渡交易、繳付款項的父親,在「贖回」女兒的一刻,就已是交易的參與者一員,很大機會也屬於協助非法入境,可被檢控。

 

入境處當初證明不了是家人教她非法入境,也大概不會有證據證明是家人付錢給蛇頭,但如今這位非法入境者不小心自爆,自行提供證據,維護法治的香港人,還等甚麼?快向入境處舉報吧!

李嘉誠醫學院成功爭取的身份證

faculty of medicine

上一篇文章對非法入境醫科生戶籍的推測,離事實大概也十之不離八九了,筆者這次一於再來一個推測,嘗試提供多一點角度,想想事件的意義:

 

一名非法入境者之所以能水鬼升城隍獲酌情權得身份證,全因港大醫學院替她成功爭取。

 

逆地而處,換轉你是入境處,每年面對成千上萬的非法居留人士,會否這麼容易就行使酌情權,隨便讓一名非法入境者變成香港合法居民?執法不近人情就聽得多,我們又何時聽過負責把關的入境處會這麼好相與,為讓非法居留的人能入讀大學而主動頒予居留權?

 

同人唔同命,關鍵在於背後有無一個有牙力的靠山。這所「擇優而取」的頂級學府,取錄了一位DSE名列前茅的學生,入學程序辦妥,卻發現原來是非法居留的,按規定不能就讀,醫者父母心,於是替她「進一步了解」,「按既有程序向入境處查詢」。堂堂香港大學,還要是李嘉誠醫學院,想收一位學生,但她拿「行街紙」,問入境處有沒有解決方法,或能否行個方便,相比起甚麼社工、非政府組織代表,終日替甚麼受政治迫害走難來港的難民或酷刑提請者爭取權益,得到的回應自然是正面得多。2013年8月收生時發現問題,找入境處商討一下,幾個月下來就有定案,14年1月就有身份證了,效率之高,可能連申訴專員公署都要跌眼鏡。

 

知識改變命運,尤其讀醫最能改變命運,行街紙變身份證,越南難民等廿年都未必等到。當然這些機會也不是屬於印巴裔學童的,因為以中文為母語的華裔非法入境者在香港考DSE,早已先比那些「非我族類」嬴在起跑線上了。

 

想要身份證,如何入境不重要,只要別像「外族」一般不懂中文 (中文科有普通話卷的,放心),考好公開試,就有最高學府替你爭取,哪位教授,給也許是以前的中學或大學同學的入境處高官,撥個電話,說有位學生,成績優異,但入境身份上有一點障礙,問有無辦法,這一問,正是比再多的社工、NGO努力都更要有效和快捷的辦法。

港大偷渡醫科生事件的潛藏法律漏洞

圖源:FB「歡迎偷圖」專頁

圖源:Facebook「歡迎偷圖」專頁

一位名為Betty Wong、最近取得身份證的非法入境者,搞到滿城風雨,本土派只能口誅筆伐,似乎奈她不何。筆者現嘗試作出推測,並分析背後的法律問題,看看能否打開缺口,讓本土派能有實質行動。

 

筆者的推測是,她根本一開始就沒有任何中國戶籍。

 

她的萬字文章暗示自己是大陸超生子女,問題是根據史官倫爺分析,港人在大陸可生多於一胎,而申請來港家庭團聚時亦不限於一名子女,所以這名非法入境者說只有她母親和姊姊被申請來港,頗為令人費解。唯一的解釋是她出生時根本沒有被登記戶籍,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故其父親為家人申請單程證時也就無法將一個不存在的子女列入家庭成員名單之中。

倫爺的分析

倫爺的分析

 

如果是這樣的話,除非驗DNA,否則根本無法證明這名非法入境者乃港人所生子女,她的任何出生證明也並非中國和香港法律承認的正式文件 (否則她在中國會有戶籍)。如果入境處行使酌情權時沒有考慮過這點,要求當事人提供出生證明以外的其他證據,證明她是港人所生中國籍子女,卻又因此而以人道理由讓她留港,那就是入境處的程序失誤,當中的法律責任,值得研究。

 

到底一開始她是如何向入境處證明自己跟其在港父母的關係,入境處為何又在理應沒有正式出生證明的情況下確信她是港人的子女而行使酌情權,我們實在不得而知。到底當日一個八歲的小孩,在沒有身份證明文件下偷渡來港,是怎樣令入境處確信她在父母在港?

 

這個非法入境者的故事,實在越想越多疑點,本土派朋友不妨循這些疑點繼續查探。

 

但更可怕的其實是,沒有戶籍,才是她得以留港的原因。

 

根據明報報導,她之所以沒被遣返,是因為她沒有戶籍,無返可遣,故入境處才發給她「行街紙」。這個事實的恐怖之處在於,無關在港有無家人,只要一個人在大陸沒有戶籍、沒有身份,成功偷渡來港後入境處連遞解他出境也不行!在大陸的一孩政策下到底有多少這種因超生而沒有登記戶籍的人?

 

一名非法入境者的故事背後,是成千上萬個隱憂。我們實在應該要入境處交待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曾因沒有戶籍而無法被遣返。

 

這名非法入境者,我們固然不能輕易放過,但她所揭示的遣返難題,也十分值得香港人關注。

絕食兒嬉,因為意圖幼稚

hunger strike

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在《蘋果日報》撰文,指民主黨和工黨的絕食爭普選行動,當中有三人絕食多達十六日,須堅毅意志方可完成,故絕不能說是次行動兒嬉。筆者對此種論調的回應是,絕食「兒嬉」,與日數、「接力」與否無關;這次絕食之所以兒嬉,是因為它除了讓參與者覺得自己為相關訴求意志堅定地付出了很多外,就再無效果。

 

反國教絕食,在萬人集會現場進行,以受難的道德感召鼓舞現場群眾運動的士氣;樓南光反對DBC停播絕食,以非政界、藝人兼受害者當事人的身份提出強烈控訴,能以第一身的角度表達事件的嚴重性;甚至學聯的六四絕食,基於六四有暴政鎮壓下的大量明確死傷者,也尚有表明願與當日民運烈士一同受難抗暴政的決心。但這個所謂爭普選絕食甚麼都不是,在佔中還在悠閒地商討時它忽然憑空而生,訴求是市民的利益 (投票權) 理應比參與絕食政客的更關切的普選,而這群政客亦很清楚香港人絕非「冇普選毋寧死」的政治動物,那麼是次絕食就不過是一群慣性政治參與者又一次的「圍威喂」行動。

 

在沒有相應事件或運動下忽然出來絕食爭普選 (還要事前先大開記者會),感召不了爭普選爭了十多年的香港人,結果只有自我表述的效果,參與者因自覺在一次帶有自我犧牲色彩的政治行動中付出了很多,切身地成為了政治壓迫的「受害者」,而更覺得被其他受害者 (市民) 認同乃理所當然。但這純粹是在單方面消費自我犧牲的道德感,絕食越久,意志越堅定,身體受苦越大,自我感覺越良好,越覺得自己值得他人的同情和認同,無非宗教式苦行受難而已矣。對有資源能力組織非純表述性政治行動的政黨來說,這不是兒嬉是甚麼?

 

筆者不去猜度是次絕食參與者有無借絕食謀求「政治資本」的意圖 (反正從結果而言也得不到甚麼),但單是基於絕食的性質就無視處境地深信自己的行動有意義,那絕食的意圖就只不過是消費受難的道德感而已。如果是一腔義憤公義狂熱的社運青年忽然這樣跑去絕食,都還情有可原,因為我們還會願意相信他們確是「冇普選毋寧死」的一群,但由這些於政界打滾良久的泛民中年帶頭發起,就算是真心膠,他們也無非是真心地消費那虛幻的偉大感覺而已,一把年紀,更顯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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