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ly 2015

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二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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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說過,面對當下中國對香港的殖民,當務之急是反殖,而不是搞批判、解構殖與反殖的後殖民研究。由於處境不同,將有反殖經驗基礎的後殖民理論挪用到未曾經歷反殖的香港,結果只會因打壓反殖於萌芽階段而成為中國殖民香港的幫兇,這卻正是過去三十年香港後殖民研究的政治影響。

香港的後殖研究者總愛說「解殖」,但當中國殖民仍然每天發生,而不像英殖一般是他們口中的「幽靈」時,被解構、化解的只會是英殖。筆者體諒他們大部份是深受中華民族主義論述影響的上一代,也許已將此論述內化至變成種族主義者而不自知,以致不察自己對中國殖民的認識完全不夠深刻(卻又總是覺得他人對英國殖民的了解太膚淺)。

 

第一重殖民:殖民政策與殖民論述

其實已越來越多人開始察覺到,香港的政策已變得考慮中國人多於香港人的利益。從《基本法》、人口入境政策,到經濟發展、基建採購、教學語言政策、學位分配等,香港政府無一不予中國人以優待,本地香港人反成次等。單是入境政策中的中國籍特權(居港權、無資產審查的家庭團聚、「優才計劃」等)已符合字義上的殖民,而普教中和以融合為方向的經濟政策與基建,更是在刻意建構本地香港人依賴、從屬宗主國的身份。這一切皆在「回歸『祖國』」、「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藉口下進行,卻明顯是一個受殖民者操縱的殖民地才會出現的、打壓本地人的政策。

另一方面,那套「香港應把握中國機遇」的說法,自貶香港於依賴、寄生的位置,削弱香港的個體自主意識,以大中國意識合理化中國人在香港的特權,本身就是一套殖民論述。那個本土派一直在鬧的「內地」一詞,含意亦是香港是中國領土卻又在中國這個主體之外,用後殖民理論的辭彙,是「自我他者化」,不讓香港成為以自身為中心思考、決策的個體。

筆者覺得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不可能察覺不到上述種種中華民族主義下的殖民行為,但卻總避免以殖民之名稱之,反映的其實正是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另一重(後設)殖民。

 

第二重殖民:後設的「認知殖民」

雖然近年來中國殖民的證據接二連三,但一說中國殖民香港,仍有很多人下意識會覺得匪夷所思,本能認知上有所抗拒,其實都是同一個原因。「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中華民族主義,不但合理化種種中國人的殖民特權,更同時禁制被殖民的香港人將整個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筆者在《歸英與再殖民迷思》中已說過,「血濃於水」的漢族種族主義觀令香港人「潛意識中為殖民僭建一個經不起驗證的種族條件──成為同種族政權的屬地不可能是殖民地」。所謂「黑眼睛、黃皮膚」的中華民族主義,其實只是漢族種族主義的代名詞,結合名義上的(英國)殖民終結,從意識層面上就制止人們將「英殖之後」理解成是殖民。

後殖民理論傾向將「殖民」視為一種可以是非歷史的、分析性的權力關係——一方對另一方的宰制——是以有「文化殖民」、「經濟殖民」等辭彙。按此邏輯,中華民族主義剝奪香港人將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的能力,也是一種後設的「認知殖民」——對香港人就「殖民」一詞的認知進行殖民權力宰制。換言之,中華民族主義一方面是中國對香港殖民政策和殖民論述的基礎,另一方面卻又同時防止或制止我們將這些政策和論述稱為殖民,是故即使很多香港人察覺到政府政策和言論不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仍甚少人會說中共和港共政權之於香港是一個殖民政權。

 

不察「認知殖民」的香港後殖民研究

筆者堅持香港要反殖並暫時排斥後殖,最大的原因就是只有直接的反殖主張和運動,公開地將中國視為殖民者再加以抵抗,才能打破多年來從未被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察覺或正視的「認知殖民」。後殖民理論常強調要意識到殖民權力對人們的多重宰制,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卻偏偏忽視自己和眾多香港人在中華民族主義下所受的認知宰制,甚至連提出這可能性以討論的洞察力也欠奉,這對後殖民研究而言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上一代受民族主義影響之深,未能擺脫中華民族主義的宰制,筆者雖然體諒,但多年來的香港後殖民研究一直在這種「認知殖民」下進行,結果就是明明用上後殖民辭彙和論述卻完全未有討論中華民族主義造成的殖民,令它得到「後殖民之外」或與殖民無關的地位,變相鞏固中華民族主義的影響力,成為中國殖民的同謀。

無法意識到「認知殖民」的存在,對後殖民研究而言,對「解殖」而言,都是一個自我打倒的悲劇。打壓反殖論述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常說要「解殖」,卻從未(能)解自身這認知層面之殖,原因其實很簡單,當下能針對「認知殖民」進行解殖的方法,唯有反殖。

從後殖前往反殖

香港的後殖民研究,發展已近三十年,在香港學界中,特別是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領域,已是不得不讀的課題。惟香港從未經歷真正的反殖,而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亦不是香港人爭取回來,使香港的情況跟世界上大部份其他殖民地不同。既有的後殖民理論在香港的適用性,當然是一個學術議題,但從「情況不同」推導至「理論適用性」的討論,則其實令人忽略了一個更後設的問題:「情況不同」會否令後殖民研究自身成為殖民的幫兇?以「後殖民」為理論範式審視香港,討論後殖理論的適用性,會否正因令人忽略這個後設的後殖民問題而自我打倒?這是後殖辭彙充斥於香港知識份子之間的當下,需要正視的問題。

香港後殖民研究令「香港民族」和「香港獨立」缺席

由於香港跟大部份殖民地不同,在「殖民之後」不是獨立或以民族自決的方式與其他國家組成聯邦,而是成為另一國家的屬地(或「回歸」),如此特例往往令香港成為為後殖民論者提供不同視角的踏腳石,以應用、審視和更新既有理論。

既有理論的適用性,本身就是後殖民研究之於香港的其中一個爭議點。大部份後殖理論皆旨在解釋和批判殖民權力關係的完而不了,例如以「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的方式延續,或新的民族政權原來只是殖民權力的繼承者等;反觀香港自八十年代起的後殖民研究卻與研究香港人的獨特身份認同重疊,所謂打破香港乃「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迷思,雖是肯定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卻在一大堆的理論應用和批判中有意無意地令「香港人是否一個民族」這重要問題長期缺席。

香港後殖民研究中最常見的理論,是「混雜」。認同者往往以「香港乃中西文化混雜之地」為論述,審視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建構和發展:反對者則力證「混雜」之說過於簡化,隱沒了文化背後的權力關係,成為持有權力一方的同謀。本土身份和文化認同,往往圍繞著「混雜」理論的適用性,進一步者可能會討論混雜以外香港是否有原生文化,但最終討論的,是香港和香港人,如何有別於中國,或在「中國性」以外,還有甚麼。「香港人當然不是英國人,但也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因為……」,如此論述所反映的,是基於香港主流人口種族為華人,而「華人」和「中國人」多年來一直被有意無意地混淆,定義「香港人」時要用上「中國人」作定位因而成為很多人的當然認知。而文化混雜的其中一方,亦是中國文化。

這種以「中國性」為基礎的視角,假定了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的不同並非應然,認為如非歷史偶然香港應會與中國其他部份一樣。這其實又是一種「大家都係中國人」的假定,令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和「中國是外來殖民者」的人,要承擔論證的責任,去反證「香港人是中國人」的當然認知。後殖民研究或有解構家國想像的努力,但強調後殖民處境的文化複雜性,結果卻是從假設上否定以香港獨立為應然狀態去看待中國的視角。(後殖理論解構獨立,甚至為香港的「主體視角」分析中欠缺主權獨立訴求提供理論基礎──很多前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問題,所以香港不獨立本身不是一個問題。)

沒有反殖基礎的後殖研究

歷史上後殖民論述的出現,由反殖運動的遺留問題和盲點所引發,認為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並不等於殖民權力關係的消失,故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反殖運動後出現或繼續存在的各種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所產生的現象。由此衍生的,是透過研究權力的複雜性,去重新審視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殖民,當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

但香港從未發生真正的反殖抗爭,反而「香港人」的身份某程度上是六七暴動後英屬香港政府為維持統治而刻意經營出來的產物。而(英國)殖民的終結,與任何反殖運動無關,是中共利用當年學聯等學生組織的中華種族主義思想與英國談判得來的結果,而香港甚至被拒絕於這談判之外。香港的後殖民研究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在這情況下,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傾向將英殖的結束(或將會結束)本身視為傳統意義上反殖的完成(又或直引Ackbar Abbas之言,指香港的「後殖民性」先於「去殖民性」),以論證香港的後殖民狀態,作為後殖民研究的基礎。如此研究所推向的結論是,(後)殖民權力結構複雜,而香港的(後)殖民權力結構更為複雜,敘述香港的故事時應小心別成為隱沒這種複雜性的同謀。

這種結論符合後殖民研究的解構、批判傾向,在學理上未必有問題,問題是在沒有反殖的歷史基礎下,解構、批判所要回應的對象,就似乎與香港以外的後殖民研究不同。且看羅永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末段所言: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

如此論調,當然符合後殖民研究的傳統,不過他所批判的「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在香港的情況下,是在連「敵人」都還未打倒的時刻進行。羅永生所回應的,明顯是陳雲有份製造出來的族群政治論述,欲警醒香港不要在反中國殖民時重蹈過去其他依賴族群政治反殖的殖民地的覆轍。問題在於,所謂的「覆轍」並未存在,因為香港尚未出現反中殖運動,亦未成功結束政治上的中國殖民。相較於其他前殖民地在成功反殖後以後殖民研究反思反殖的不足,在香港提出這種後殖民論調是在反殖之前就先作批判,這不是以後殖反思反殖,而是借後殖將反殖扼殺於萌芽之初。同樣的後殖民論調,在不同的處境下,意義完全不同。

後殖民研究著重「主體」而批判簡化的「民族」,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後殖所要批判的反殖背境的一部份——建基於前殖民地的後殖民研究是以該些前殖民地藉民族主義成功反殖獨立為處境和前提。但正如前文所說,「香港民族」的概念長期缺席,過去近三十年的後殖民研究,羅永生等人一直積極參與,卻從未研究過香港作為一個民族的可能性,是他們有份造成這個缺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對民族持批判態度,不肯正面探討。

換言之,包括羅永生在內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一直將後殖民研究當成防止該研究的批判對象(兼處境)出現的手段。至這對象終於因《香港民族論》而萌芽,他們當然會繼續不理處境地批判這個他們眼中的必然之惡。問題在於,如此後殖民研究,不但是在沒有反殖基礎下進行,還要是在同時全力阻止反殖成為基礎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明顯是一種已然變質的後殖民研究。

反殖之於香港不是倒退

在中國明顯是在殖民香港的情況下,因「民族」在學理上具本質化的傾向而大力批判香港民族的概念,從效果而言就是中國殖民的幫兇。同時批判「中華民族」和「香港民族」,未必能動搖根深蒂固的前者,卻必有效扼殺仍在萌芽和建構階段的後者。

也許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覺得從未出現民族反殖「污點」的香港是難能可貴的孤例,但面對中國殖民卻不容反殖抗爭,對以批判殖民權力宰制為目標的後殖民研究來說無疑是本末倒置。倘若以反殖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潮將之視為一種倒退,對後殖民論述來說亦無疑是一種自我否定——否定了多年來後殖民研究的一切影響。事實是,後殖民理論已經產生影響,即使現在香港提出反殖,也將是一種了解後殖思潮對反殖的批判但仍然決定進行的(再)反殖,是明知權力關係很複雜仍不得不將之簡化。將這種反殖強說成倒退,其實只是一種為反對而反對。

所以,如果真的信奉後殖民理論,請在反中殖成功以後再批判。筆者絕不介意在成功反殖後對反殖的種種不足進行鞭撻,但這不是將反殖扼殺於萌芽階段的理由。當下的香港,要邁向反殖。

左膠的路徑依賴


(文藝復康會《自由瓜》)

 

遮打革命一役,見盡泛民社運產業鍊的迂腐無能,從空說不做的「佔中」,到為清場鋪路的「升級」,每一項自以為是的決策,都在消耗其所餘無幾的民心。至清場之後,大半年來的政治事件,從光復行動、退聯、遣返非法入境兒童、反「大媽」舞,到近日的批評張潤衡,這群人總是選擇與行動者敵對,接連鞭撻昔日作為其動員對象的所謂「網民」,實質是脫離群眾,將自己影響力散失歸咎於群眾的愚昧。

有洞察力者,或許都已漸看出這些總是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他人不道德的社運中人,立場如何前後不一。如一方面將退聯歸咎於契丹來港學生的動員,另一方面卻又批評本土派要求削減契丹學生學位的主張;一方面以「個別事件」為由為新移民騙取綜援、契丹遊客不文明行為開脫,另一方面卻又對行動者一次「搞喊細路」窮追猛打。立場之所以不一,原因很簡單,就是失去確切論述的他們,已漸漸變得單純以本土派或行動者的對立面作自我定位,是以在不斷找理由抨擊本土派的過程中,接連前後矛盾,曝露左膠之膠。

近年來本土派的興起,得力於網絡,特別是在港視集會和遮打革命後,傳統泛民和社運人士被網絡一代離棄,失去大部份的網上動員能力,本土派就更集中於透過網絡喚起對議題的關注,結果又往往能將相關議題變成社會討論焦點。如一簽多行、水貨走私、普教中、非法入境兒童、學聯角色與存廢等問題,全都因本土派和行動者在網絡上發表主張或動員而備受社會關注,反觀泛民和社運左翼近半年來反覆重提的,來來去去都只是政改和一把黃傘。在議題主導能力逐漸一面倒的情況下,無法適應新形勢而處於被動的左膠,只能以抨擊本土派來填補論述上的空白。

左膠之膠,一在自縛於弱勢邏輯卻又偏以直覺界定弱勢,二在口說群眾充權卻沉迷於領導群眾,三在無論如何失敗都不會懷疑是自己理論出錯,是以當本土思潮覺醒,群眾不再維護他們妄自定斷的弱勢時,他們就喪失一直以來的論述基礎;在理論先行卻永遠不肯承認現有理論出錯的情況下,左膠根本就無法再就變化急促的局勢提供有用的論述,結果只能重複「我要真普選」的口號和當本土派的永遠反對派。

我們常說左膠不會面對現實,若究其因,其實是一種路徑依賴。他們固封於既有的組織系統思維,在社交網絡出現後只將之視為現實的伸延和一個額外的同質動員工具,因為其群眾理論多年來始終是同一套。與時代脫節,付出因而逐漸不見成果,轉而念念不忘自己和「同路人」的付出之多,覺得自己有的是組織群眾的經驗,理應繼續領導,然後責怪群眾不了解自己多年來付出的努力,亦責怪漸得民心的本土派偷走自己辛苦建立的影響力,將自己的脫節詮釋為多年努力因本土派的出現而付諸流水。

順理成章,這詮釋亦為他們專挑本土派的對立面站提供了的一個充分的理由:要讓社運和群眾運動重回由他們帶領的「正確」方向,就必須阻止本土派煽動群眾。但在失去有效論述的情況下,一個對左膠來說如此充分的理由則諷刺地令他們即使變得被動跟隨本土派議題設定仍然繼續感覺良好。如果不明白筆者在說甚麼,看一看那左翼21導師區龍宇的這篇文章,就能明白他們對當下時局的思維。

但他們大概是不會醒來的,因為感覺良好的下一個結論是,自己的方向是正途,無愧於人,「不讓自己變成如敵人般低劣」,成就一己之道德。如此將組織群眾運動變質成尋求自我肯定的手段,往往就是不少左膠的下場。

重看八仙嶺山火案:死因聆訊的法律、證據、人性與政治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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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八仙塵爆慘劇到十九年前香港八仙嶺大火,兩個八仙竟因一個張潤衡如此連結起來,當初大概誰也沒想過,一場他邦的塵爆,最後引發的竟是一段香港史的重構。筆者偶爾與朋友翻查昔日資料,結果亦參與其中,不得不慨歎科技與網絡的力量,讓昔日山火的大量資料,在數天之間逐一重光。資料盡在於此,筆者已無補充,但就網民對當日死因聆訊的一些疑問,還是可嘗試多說一點。

 

死因聆訊學生供詞結合張潤衡山火當天的照片,幾乎已可以肯定張是身處起火地點的其中一人。但那些照片不是當日死因聆訊的呈堂證據,裁決從未考慮那些照片。最容易想到的理由當然是當時沒人知道那些照片的存在,但實在無法證實。既然如此,倒不如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已有人知道那些照片存在,為何它們最後沒有成為聆訊的呈堂證據。

 

在此之前,有一項法律原則和一項事實需要留意,該法律原則是如果有未出席聆訊之人被質疑與死者死因有關,而這質疑又非並空穴來風,死因裁判官就須將聆訊押後,以傳召該人出席聆訊。這是普通法中「自然公義」的體現,也可說是《香港人權法案》公平審訊權利的要求。而同樣需要留意的事實是,當日近兩星期的聆訊期間,張潤衡仍然因傷留院。因此,如果張被質疑與五名死者死因有關,死因裁判官就必須將聆訊押後,待當時仍然住院的張的情況好轉至能出席聆訊作供。

 

整場死因聆訊是公開的,是以當日報章能報導每人的作供內容。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當日死因裁判官以張可能與死者死因有關為理由押後聆訊,會發生甚麼事?一宗受公眾關注的案件,法官以個別人士與案件相關但未有出席為由押後聆訊,結果實在不難想像──傳媒的焦點將會落於這仍因重傷住院的中一學童身上,然後將會有各方揣測他是否就是起火元兇,然後他的同學也會再次不得安寧。當一個名字成為一個重要聆訊押後的理由,無論最後聆訊結果如何,那個名字以至身邊的人必得承受輿論的重壓。只要當時有人拿出那些顯示張潤衡山火當天衣著的照片,與死因聆訊的學生供詞對照,矛頭定必立刻全數指向張,根本無需等待死因裁決最後結果如何,輿論就足以進行真正的公審;而在這之後,一個全身還留有五成皮膚燒傷疤痕的中一學童,還須就山火人命傷亡的可能責任而當眾出庭,接受訊問。

 

到底是否要為了可能查探得到的真相而把當時仍未康復的張祭上,如果當日處理案件之人在聆訊時已知道那些照片的存在,要考慮的就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所牽涉的計算,還有倘若張在照片呈堂、受盡輿論鞭撻後被死因庭證明清白,決策者須承擔公開照片讓無辜傷者枉受二次傷害的一切輿論反噬。在讓意外以意外作結,和為真相不惜押上自己以至一個已嚴重燒傷的中一學生的一生之間,如何權衡輕重,答案不難明白。

 

今天重看事件,有人認為當日是各方念在張年幼又受傷,對他手下留情,這說法所忽略的是,就當時來說,一張照片,一旦被法庭接納為證據,可以毀掉一個重傷學童今後的一生,又或是讓提呈照片者成為千古罪人,以此為考慮而不公開照片,到底還算不算刻意「手下留情」,也許可以相榷。

 

時移世易,處境不同,昔日的重傷學童,今天已成頭銜眾多的「再生勇士」,從早已公開多年的那些照片重新追求當日的真相,無需因押上自己或他人的一生而叩問良心;讓有責任之人承擔其責任,於情於理,無失其合。以昔日的考量束縛當下之人求真的精神,才真正無稽。所以筆者或會認同當日照片即使存在也不應呈堂,但不能以此為藉口反對網民在十九年後重構真相。只有透過法理和處境重新理解一九九六年的死因聆訊和裁決,才不至令它們成為隱沒更多真相的幫兇。

歸英與再殖民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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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各「派系」中(如果真的可以派系分),有一派主張歸英,意即認為香港應重新成為英國屬土;之所以說「歸」,是對香港曾為英國領土、主權曾屬英國的承認。相對於其他本土派學說,歸英的主張並不特別受歡迎,除了可行性的問題外,主要是因它聽起來是要回歸殖民時代,不符「反帝國主義」的世界潮流,更有違民族自主、自決的原則。因歷史似已判定殖民主義本質之惡,「再殖民」成天方夜譚,亦解釋了歸英主張所面對的困局。

歸英被視為一種再殖民,原因很簡單,香港以往是英國的殖民地。換言之,英國以往是以殖民地的方式擁有香港,故此若香港再次成為英國屬地,不論名目為何,亦很難撇除「再度成為殖民地」的認知。所言歸英,不但是主權的回歸,認知上亦包含關係和狀態的回歸,就對英國屬地種類和英聯邦歷史認識為零的一般香港人而言,歸英就是回歸九七前那種殖民地的模式和狀態。

考慮到二十世紀的反殖潮流,歸英即再殖民的想法其實也有其歷史脈絡,卻諷刺地點出為何視歸英為再殖民乃一種迷思。歷史上大部份殖民的終結往往透過殖民地在政治上的獨立完成,獨立因而處於殖民的對立面,甚至是殖民的相反詞。故反過來說,若主張成為非獨立的屬地,就等於支持殖民。但任誰也察覺到這推論的問題,特別是對香港人來說,殖民的所謂終結,從來不是獨立。

再殖民之於香港,之所以是一種迷思,原因正在於它經不起邏輯驗證:

1) 假設主權移交前的香港是殖民地,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不是(中國的)殖民地,即意味著有獨立以外的方式終結殖民,且非獨立狀態不一定就是殖民狀態。按此推論,回歸英國,成為英國屬地,也就不一定是重新成為殖民地。

2) 假設主權移交前的香港是殖民地,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仍然是殖民地,即香港從未處於非殖民狀態,既然一直都是殖民地,就談不上「再」殖民或「重新」成為殖民地。

3) 假設主權移交前的香港不是殖民地,則無論主權行交後的香港是否殖民地,歸英皆稱不上是再殖民。

明乎此,即可理解為何將歸英等同再殖民在邏輯上說不通。然而,認知所依賴的論述從來都不止是理性邏輯的產物。當主權移交後的「高度自治」被敘述千萬遍,揉合多年來「血濃於水」的漢族種族主義觀,香港主流華人自不會於直覺上將當下的香港認知為中國的殖民地,潛意識中為殖民僭建一個經不起驗證的種族條件──成為同種族政權的屬地不可能是殖民地。過不了香港主流華人直覺認知的這一關,是歸英主張的最大困局。

但時常將「解殖」掛在嘴邊的人,則應看到歸英主張的積極意義。即使是從「再殖民」的角度看,直接將歸英打為「戀殖」絕對是一種思考怠惰,武斷地將對殖民時代統治的認同理解為對殖民遺害的認識不夠深刻;「再殖民」的「再」,正正是指在明知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前提下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嘗試,是反思過殖與解殖、認知到殖民「原罪」的情況下仍然決定提出的主張。是故在學理上,如果研究解殖的人能從主張再殖民而非戀殖的角度看待歸英,他們或能離開「殖民遺害」的結論。

而再殖民本身作為一種迷思,如何將它消除正是一個策略思考的方向。正如上文所言,漢族種族主義為殖民僭建的種族條件是再殖民迷思的重要部份,因此,將近年來對「血濃於水」思維的批判指向殖民一詞或有助修正香港主流華人對殖民的認知。此外,認識英國的屬地種類和英聯邦史,亦有助改變「英屬即殖民」的錯覺。再殖民迷思解釋了歸英主張為何受排斥,故迷思的解除對歸英主張必有積極意義。

當然,既言歸英,英國的意願絕不可忽視。考慮到當下英國民情對整段殖民歷史中的大英帝國主義仍是一面倒的批判,筆者不認為目前歸英是可行的主張。但透過討論歸英而讓更多人重新認識英國的殖民和屬地史,對香港是百利而無一害。

伸延閱讀:

毛來由、Bennifornia Dreaming,〈香港,你在世上有冇同類?──香港與當代世界四個城邦的初步比較〉,輔仁媒體

毛來由,〈港人舉英治旗就係殖民奴才?——60年代的英屬香港自治城邦主張〉,輔仁媒體

毛來由,〈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輔仁媒體

毛來由,〈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輔仁媒體

程水,〈回應陳景輝:愛舊殖民主,就是愛當家作主〉,香港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