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後殖前往反殖

香港的後殖民研究,發展已近三十年,在香港學界中,特別是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領域,已是不得不讀的課題。惟香港從未經歷真正的反殖,而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亦不是香港人爭取回來,使香港的情況跟世界上大部份其他殖民地不同。既有的後殖民理論在香港的適用性,當然是一個學術議題,但從「情況不同」推導至「理論適用性」的討論,則其實令人忽略了一個更後設的問題:「情況不同」會否令後殖民研究自身成為殖民的幫兇?以「後殖民」為理論範式審視香港,討論後殖理論的適用性,會否正因令人忽略這個後設的後殖民問題而自我打倒?這是後殖辭彙充斥於香港知識份子之間的當下,需要正視的問題。

香港後殖民研究令「香港民族」和「香港獨立」缺席

由於香港跟大部份殖民地不同,在「殖民之後」不是獨立或以民族自決的方式與其他國家組成聯邦,而是成為另一國家的屬地(或「回歸」),如此特例往往令香港成為為後殖民論者提供不同視角的踏腳石,以應用、審視和更新既有理論。

既有理論的適用性,本身就是後殖民研究之於香港的其中一個爭議點。大部份後殖理論皆旨在解釋和批判殖民權力關係的完而不了,例如以「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的方式延續,或新的民族政權原來只是殖民權力的繼承者等;反觀香港自八十年代起的後殖民研究卻與研究香港人的獨特身份認同重疊,所謂打破香港乃「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迷思,雖是肯定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卻在一大堆的理論應用和批判中有意無意地令「香港人是否一個民族」這重要問題長期缺席。

香港後殖民研究中最常見的理論,是「混雜」。認同者往往以「香港乃中西文化混雜之地」為論述,審視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建構和發展:反對者則力證「混雜」之說過於簡化,隱沒了文化背後的權力關係,成為持有權力一方的同謀。本土身份和文化認同,往往圍繞著「混雜」理論的適用性,進一步者可能會討論混雜以外香港是否有原生文化,但最終討論的,是香港和香港人,如何有別於中國,或在「中國性」以外,還有甚麼。「香港人當然不是英國人,但也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因為……」,如此論述所反映的,是基於香港主流人口種族為華人,而「華人」和「中國人」多年來一直被有意無意地混淆,定義「香港人」時要用上「中國人」作定位因而成為很多人的當然認知。而文化混雜的其中一方,亦是中國文化。

這種以「中國性」為基礎的視角,假定了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的不同並非應然,認為如非歷史偶然香港應會與中國其他部份一樣。這其實又是一種「大家都係中國人」的假定,令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和「中國是外來殖民者」的人,要承擔論證的責任,去反證「香港人是中國人」的當然認知。後殖民研究或有解構家國想像的努力,但強調後殖民處境的文化複雜性,結果卻是從假設上否定以香港獨立為應然狀態去看待中國的視角。(後殖理論解構獨立,甚至為香港的「主體視角」分析中欠缺主權獨立訴求提供理論基礎──很多前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問題,所以香港不獨立本身不是一個問題。)

沒有反殖基礎的後殖研究

歷史上後殖民論述的出現,由反殖運動的遺留問題和盲點所引發,認為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並不等於殖民權力關係的消失,故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反殖運動後出現或繼續存在的各種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所產生的現象。由此衍生的,是透過研究權力的複雜性,去重新審視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殖民,當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

但香港從未發生真正的反殖抗爭,反而「香港人」的身份某程度上是六七暴動後英屬香港政府為維持統治而刻意經營出來的產物。而(英國)殖民的終結,與任何反殖運動無關,是中共利用當年學聯等學生組織的中華種族主義思想與英國談判得來的結果,而香港甚至被拒絕於這談判之外。香港的後殖民研究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在這情況下,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傾向將英殖的結束(或將會結束)本身視為傳統意義上反殖的完成(又或直引Ackbar Abbas之言,指香港的「後殖民性」先於「去殖民性」),以論證香港的後殖民狀態,作為後殖民研究的基礎。如此研究所推向的結論是,(後)殖民權力結構複雜,而香港的(後)殖民權力結構更為複雜,敘述香港的故事時應小心別成為隱沒這種複雜性的同謀。

這種結論符合後殖民研究的解構、批判傾向,在學理上未必有問題,問題是在沒有反殖的歷史基礎下,解構、批判所要回應的對象,就似乎與香港以外的後殖民研究不同。且看羅永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末段所言: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

如此論調,當然符合後殖民研究的傳統,不過他所批判的「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在香港的情況下,是在連「敵人」都還未打倒的時刻進行。羅永生所回應的,明顯是陳雲有份製造出來的族群政治論述,欲警醒香港不要在反中國殖民時重蹈過去其他依賴族群政治反殖的殖民地的覆轍。問題在於,所謂的「覆轍」並未存在,因為香港尚未出現反中殖運動,亦未成功結束政治上的中國殖民。相較於其他前殖民地在成功反殖後以後殖民研究反思反殖的不足,在香港提出這種後殖民論調是在反殖之前就先作批判,這不是以後殖反思反殖,而是借後殖將反殖扼殺於萌芽之初。同樣的後殖民論調,在不同的處境下,意義完全不同。

後殖民研究著重「主體」而批判簡化的「民族」,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後殖所要批判的反殖背境的一部份——建基於前殖民地的後殖民研究是以該些前殖民地藉民族主義成功反殖獨立為處境和前提。但正如前文所說,「香港民族」的概念長期缺席,過去近三十年的後殖民研究,羅永生等人一直積極參與,卻從未研究過香港作為一個民族的可能性,是他們有份造成這個缺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對民族持批判態度,不肯正面探討。

換言之,包括羅永生在內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一直將後殖民研究當成防止該研究的批判對象(兼處境)出現的手段。至這對象終於因《香港民族論》而萌芽,他們當然會繼續不理處境地批判這個他們眼中的必然之惡。問題在於,如此後殖民研究,不但是在沒有反殖基礎下進行,還要是在同時全力阻止反殖成為基礎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明顯是一種已然變質的後殖民研究。

反殖之於香港不是倒退

在中國明顯是在殖民香港的情況下,因「民族」在學理上具本質化的傾向而大力批判香港民族的概念,從效果而言就是中國殖民的幫兇。同時批判「中華民族」和「香港民族」,未必能動搖根深蒂固的前者,卻必有效扼殺仍在萌芽和建構階段的後者。

也許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覺得從未出現民族反殖「污點」的香港是難能可貴的孤例,但面對中國殖民卻不容反殖抗爭,對以批判殖民權力宰制為目標的後殖民研究來說無疑是本末倒置。倘若以反殖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潮將之視為一種倒退,對後殖民論述來說亦無疑是一種自我否定——否定了多年來後殖民研究的一切影響。事實是,後殖民理論已經產生影響,即使現在香港提出反殖,也將是一種了解後殖思潮對反殖的批判但仍然決定進行的(再)反殖,是明知權力關係很複雜仍不得不將之簡化。將這種反殖強說成倒退,其實只是一種為反對而反對。

所以,如果真的信奉後殖民理論,請在反中殖成功以後再批判。筆者絕不介意在成功反殖後對反殖的種種不足進行鞭撻,但這不是將反殖扼殺於萌芽階段的理由。當下的香港,要邁向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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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不再是大學生,男,自稱女性主義者,但腦袋充斥極右思想

Posted on 23/07/2015, in 香港政治 and tagged , , , . Bookmark the permalink.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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