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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香港文明反殖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在後殖民研究已成世界潮流的當下,還將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反殖」作為主張搬出來,可能已被一些人認定為不合時宜、倒退。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特意在被認定是後殖時代的當下提出反殖,自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因為當下是殖民時代——並非「仍」是殖民時代,而是一個前所未見、比往日殖民更猖獗、更貼近「殖民」字面意思的真正殖民時代。

在香港,後殖研究者往往與一眾中華民族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批評本土派針對中國來港移民和旅客是狹隘、排外,覺得本土派的主張僅為以仇恨煽動出來的空洞論述;論者附會國外後殖研究對「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指斥本土派只不過是在複製自己的敵人。從反殖即抵抗外來政權宰制的角度看,本土派針對中國和中國政權的主張當然可以是香港反殖運動的一部份(即使大部份本土派仍未直接以「反殖」為口號),但這並不等於後殖研究針對上世紀「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能適用於香港。

 

反殖運動批判背後的反資本主義論述

後殖研究認為反殖思想過於狹隘,主要是由於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往往傾向訴諸種族主義和只針對政治上的殖民。上世紀反殖運動一般視獨立或殖民者的撤離為殖民的終結,獨立後卻往往延續了殖民時代的獨裁統治和剝削,而這些問題又經常在反殖建國的「大業」下被忽視,以至殖民統治遺留的種種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換言之,反殖運動之所以被批評為狹隘,原因在於歷史上一些反殖運動只在名義上結束了殖民地的身份,卻未有正視殖民統治對一個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

獨裁統治、性別歧視、種族衝突,以至貧窮、內戰等,是不少後殖民國家的人民仍然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後殖民國家又大多是一般意義上的「第三世界」國家。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影響,一些後殖分析指出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犯關係,認為「殖民階級」對殖民地的宰制乃為本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服務;而反殖運動的帶領者,卻又往往是殖民地中與殖民者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精英階層,他們實質捍衛的是其階級利益,以至殖民地基層這群「無產階級中的無產階級」,根本無法真正受益於名義上殖民統治的終結。

後殖研究中的「經濟殖民」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針對的正是富裕資本主義國家或與它們有密切關係的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在殖民時代結束後透過經濟力量對其他國家進行宰制,而此種宰制又往往有與這些國家統治階層的共犯結構與其中。即使後殖理論者對環球資本主義是否就是萬惡之源仍意見不一,但他們大都同意環球資本主義是理解後殖民狀況下各種問題所必須注視的因素。因此,後殖研究會認為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單將矛頭指向殖民者,根本未有真正對準問題核心,反而令抗爭的力量無法有效觸及前殖民地獨立後所面對的種種難題;而這些難題,或多或少都與資本主義撇不了關係。

如是者,由於在後殖研究者眼中殖民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千絲萬縷,研究背後的人文關懷往往令他們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批判態度;而無法有效針對相關問題的反殖運動,亦由此被視為過於狹隘,成為同被批判的對象。

 

只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狹隘

若了解反殖運動被後殖研究批為狹隘的原因和其政治經濟脈絡,則可明白相關批判對在香港發起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適用。首先,與世上大部份經歷反殖的前殖民地不同,香港從未成為環球資本主義的「受害者」。相反,作為全球三大國際金融市場之一,以及不少跨國企業的亞太區基地,香港一直被不少左翼份子批評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九十年代香港學術界所討論的「北進想像」[1],正是基於香港的資本主義成就,搬來後殖研究對殖民和資本主義同謀關係的論斷,將香港在中國投資、設廠等行為視為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

「北進想像」的討論雖然已不復見,但背後對「殖民」的理解或可在中華民族主義荼毒之外進一步解釋香港後殖研究者對中國殖民(較諸英國殖民)的寬容態度: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對殖民的批判不應忽視資本主義的運作,因此研究取向不應忽視受(香港有份的)資本主義入侵而成為「受害者」的中國人民;中國既是資本主義下一定程度的「受害者」,一切只針對中國而不批判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自然是「狹隘」。

這種邏輯的盲點是,既然香港當下面對的殖民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為何香港的反殖運動仍要因沒反對資本主義而受批判?說穿了,其實是受左翼思想影響太深的一些香港後殖研究者,在前設上就無法接受資本主義價值(和與之相關的「國際化」)可以成為香港反殖論述的一部份甚至反殖的手段。不反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也許不合後殖研究者的心意,但不代表這就是原罪。

即使撇開資本主義不談,後殖理論批判反殖狹隘的最根本策略,是指責反殖論述以敵我二元之別理解時局屬虛無和自我局限,犯下「冷戰思維」的原罪。不少香港後殖研究者批評本土派依賴對敵人的想像來團結香港人是空洞的民粹[2],不是族群意識的真象,無助於建立真正的香港主體意識,由此得出視中國為敵人乃狹隘、不可恃的論述。

然而,中國作為殖民者絕非空洞或虛無的概念。筆者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已解釋了中國的殖民政策乃實質而有意識地推行,而中國籍的移民特權正是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對香港進行字面意思的殖民。反殖之所以迫切而有必要,正是因為殖民者仍然存在,赤裸裸地確實存在,當此之時仍說「敵人就是自己的心魔」之類的和稀泥之辭,才是忽視現實,在效果上瓦解反抗殖民的力量。

而即使須針對中國殖民作出反抗,視中國為敵人亦不等於就是狹隘。不同於大部份前殖民地以尋回被殖民前的本土歷史文化為反殖策略,任何針對中國的香港反殖運動皆不可能訴諸與殖民無關的傳統「原生文化」和「原生族群」,因為即使是香港文化中最原生的部份,也是於英屬年代在政權不干涉主流華人文化下發展出來;而香港大部份人口更是移民後代。香港作為一個民族,其文化和人口確有一大部份發源自其敵人的國土。但只要我們不只視之為事實,而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則因歷史而出現的文化混雜便可成為反殖的策略。按照此策略,國際化本身就是反殖的進路,難以稱得上是狹隘的論述。(事實上,中國不斷以本質化的文明體系自居於世,才是極狹隘的文化觀,香港長遠來說可能需要考慮借混雜下的其他文化、文明體系進行「去中國化」,才可真正解殖。)

因此,一般後殖理論中的「(被殖 + 傳統)本土vs.(殖民 + 資本主義)全球」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面對的處境可說是「(被殖 + 資本主義)本土 / 全球vs.(殖民 + 傳統)中國」,幾乎前所未見。

 

反殖在香港是一場「第一世界」反殖運動

在反資本主義的思維影響下,殖民時常被論斷為「『第一世界』壓迫『第三世界』」的一種方式,故在很多左翼份子眼中,香港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一份子,不可能在廿一世紀的當下被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殖民。但既有理論框架無法認知,不等於在現實中不存在,香港這個「第一世界」城市,確實在英屬年代結束後被中國以更猖獗的方式殖民。

如果說殖民即殖民者對殖民地進行權力宰制和資源挪用,香港作為「第一世界」城市的資源,除了地理位置外,就是其因經歷英屬年代而獲得的法律制度、管理經驗和國際名聲。這些資源正被中國透過最原始的政治宰制不斷挪用(如用作人民幣離岸中心和作中國企業集資之地),卻諷刺地因為這些被宰制挪用的資源正是令香港被視為比中國先進的原因而使人直覺上傾向否定香港被中國殖民的可能;亦由於相關資源與一般「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天然資源種類不同,是人為的資本,令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和左翼人士有更多反資本主義論述去淡化中國殖民香港的事實。

在全球反殖浪潮結束、殖民相關理論已逐漸轉向分析環球資本主義造成的「新殖民主義」的當下,中國還以最原始、最赤裸的政治宰制方式殖民香港,卻反因這方式過於原始、落後於學術潮流而避開了理論的批判——學者大概不欲承認在世界各地皆已過時的反殖論述在香港有更強的解釋力。而「第一世界」城市針對被「發展中國家」殖民而出現的反殖主張,更難輕易地從既有的殖民歷史去消化、理解。

學理的更新需時,但實際的反殖迫切,在香港進行無甚先例可循「第一世界」反殖運動,難以完全避免不完善之處,在將來完成反殖後絕對可以成為反思批判的對象。但香港既為「第一世界」「文明」城市,情況與上世紀反殖浪潮下的大部份「第三世界」殖民地不同,對反殖浪潮的批判就不應先驗地應用於香港。在如此不同處境下的反殖論述,其可能性不應被輕易抹殺。

 

註釋

[1] 見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2] 例子可見羅永生,〈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4-3-2015:「更重要的是,這系列的本土族群主義行動,根本沒有一套一貫的關於何謂『香港人』的定義 。但弔詭地正因如此,卻可以令附從者分享那種民粹式批評修辭帶來的亢奮,抒發生活被『大陸人』這個『他者』形象不斷擠壓所帶來的不滿。」;許寶強,〈做「不可能」的事 ——克服犬儒民粹的公民抗命〉,刊於《評台》,24-12-2013:「排外民粹的政治論述,往往只開列出『勇武抗爭』vs.『和理非非』等兩類極端的選擇,借助或鼓吹的是一種簡單的敵我邏輯,提出不排外就是賣港,談普世價值就等同離地『膠』,剩下的只能是一種本質化了的『本土』身分政治,這與『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論述,表面上好像南轅北轍,其實卻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互通互補的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和論述環境下,香港的政治文化也趨向兩種極端,或是像西歐一樣,唯一仍未減退的政治熱情,就是排外反新移民的『本土』力量,另加上香港特色的『愛』字頭集團,幫港府出聲,共同營造的是民粹政治暴力,包括語言和物質上的;又或是令民眾變得犬儒,從公共政治領域中退卻,至多成為冷嘲熱諷的花生看客,耗盡了民眾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和能量,令香港走向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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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殖」下的勾結共謀

collaboration

(同時刊於《本土新聞》)
*本文標題中「勾結共謀」一詞,取自羅永生著作《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2015) 書題

在中國明顯地全方位對香港實施殖民政策的情況下,很多香港人仍然不察可以或應以殖民的角度看待這些政策,筆者早已說過,是一種「認知殖民」[1]。「認知殖民」之所以可能,一方面當然是由於「大家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主義洗腦,與此相關的另一方面,其實亦因為英國作為九七前的殖民者這一事實過於明顯和理所當然。

說它過於明顯和理所當然,意思是作為香港過去反殖、解殖和後殖研究的對象,它是一個最安全和沒爭議性的基礎。因此六七暴動可以被定性為反殖,主權移交是殖民終結,而英殖的完而不了則是長年的後殖研究和譴責對象。在認知上,英國作為殖民者這一事實越沒爭議,英屬年代之後不再是殖民此一假設就越理所當然,探討「英國殖民之後」和其「完而不了」的香港後殖研究就越可以放心進行。換言之,當英殖在香港被視為殖民的全部,「殖民」一詞自身就變成中國殖民的工具,因為中國對香港的種種壓迫,都不會被認知為殖民;而在這情況下仍以英殖和其影響為分析、解構對象的香港後殖研究,則有意無意地成為中國殖民的同謀。

 

以「延續」角度研究殖民是忽視現實

後殖研究認為殖民往往「完而不了」,因為其影響和遺害在政治上的殖民統治終結後仍然非常深遠。換句話說,後殖研究本身就有將「殖民之後」的現象歸因於殖民時代、視該些現象為殖民影響延續的傾向。然而,中國之於香港,絕非單是延續英殖的政權,而是一個有其強烈主導意識和全盤殖民計劃的全新殖民者。中國殖民香港的例證,罄竹難書,僅以三例略作說明:

  1. 中國籍的移民、居港特權

首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列明獲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條件,要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持中國籍者比非中國籍人士容易得多。當中國籍的定義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而非任何香港法律決定時,中國實質上已宰制了居港權誰屬。

而在行政上,大部份中國籍移民所藉以來港的「單程證」制度,與非中國籍移民不同,完全沒有任何資產審查制度。政府與一眾左膠常以「家庭團聚」合理化新移民來港,所淡化、掩飾的事實是非中國籍人士要來港家庭團聚必須經資產審查,持中國籍者卻可免卻一切相關審查,完全是一種國籍特權,讓中國這個殖民者可更容易以其本國人口對香港實行字面意思上的殖民[2]

  1. 語成為次等中文

「普教中」政策本身就是一種殖民教育政策,因為其目的在於令中國的官方語言在香港成為優於主流香港人母語——粵語——的正統語言。更甚者,隨普教中而來的教師交流計劃,更造成本地中文教師單因母語不是普通話就須向中國教師「學習」的現象,效果正是鞏固「母語為次等」的殖民地意識[3]

  1. 打壓香港代議政制

這其實是自主權移交起(甚至之前)已出現的殖民政策。單是以「行政主導」為名以《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限制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已令香港的立法機關比英屬年代權力更少。而董建華廢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代之以食環署和康文署,將原屬於議會的權力收歸政府行政部門,更是破壞英屬年代逐步建立出來、有培養議會民主政治人材作用的「區議會-市政局-立法會」三重代議政制。

 

上述例子說明,中國對香港的殖民,絕非英國殖民的延續,而是有殖民者自覺和計劃下的新的殖民壓迫。在「認知殖民」下,說主權移交不過是一個殖民者換成另一個殖民者[4]也許已讓人覺得想法激進,但事實卻是,中國作為新的殖民者比英國有更徹底的殖民政策和計劃。在這情況下仍然以英國殖民的延續來看待當下的中國殖民(甚至不承認中國在殖民香港),只會成為後者的幫兇。

 

官方與學術界兩種「解殖」論述的共犯關係

中國對香港所施行的種種殖民政策,不但較英屬年代的更符合字面意思上的殖民,當中不少更諷刺地是在一種「解殖」論述的支持下推行。例如以改善學生中文為由推行的普教中(但其實根本無證據顯示普教中有助改善中文),改善中文往往是「改變英屬年代遺留的重英輕中現象」論述的一部份;而中國籍的移民、居港特權,則在「回歸中國、脫離殖民」的大敘事下被合理化。這可說是一種官方的解殖論述,將主權移交後的政策轉變詮釋為重新令香港認識自己為「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事實」的工程。

這套官方的解殖論述,雖然未必為所有人認同,但直至「大家都是中國人」等說法近年被本土派直接質疑和否定之前,基本上從未受到實質的挑戰。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學術界中後殖研究者所說的「解殖」,與官方的解殖論述沒有正面或必然的衝突。

正如前文所言,後殖研究者所言「解殖」,所解之「殖」僅指英殖和其殘留影響。他們或會批評香港人在主權移交後未有建立自主意識,但最終仍會歸咎是英屬年代的去政治化所造成的遺害[5];他們或會批評政府的政策並非真正解殖,但理由始終是該些政策未能擺脫英殖遺留的枷鎖,或僅是延續英屬年代的殖民政策[6]。即使是香港後殖研究者中同意中國也是殖民者之人,也只將中國殖民的討論局限於繼承、延續英殖,而從未承認單程證制度、普教中等政策是全新而非延續的殖民政策。

事實上,香港學術界的解殖論述,真正針對的是香港人的所謂「戀殖情結」——批評香港人欠缺自主意識(罪魁禍首當然又是英殖),因此在不滿現況時只懂懷緬英屬年代,妄想回到過去,而不是從「香港人主體意識」角度思考解決方法[7]。之所以不應懷緬英屬年代,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那是殖民統治,一旦對殖民時代有所留戀,就難以走出「殖民陰霾」。

因此,一方面後殖研究者與政府皆同意「解(英)殖」是正確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後殖研究者從未將整套官方的解殖論述視為須被解決或化解的中國殖民政策一部份;更甚者,學術界的解殖論述所針對批評的,不是中國殖民,而是香港人對中國殖民壓迫的反應——懷緬英殖。從效果而言,學術界的解殖論述最多只是指出官方解殖論述的不足,卻令「解(英)殖」的政策大方向更為鞏固。結果就是,「解(英)殖」成為一個論述霸權,淡化、遮掩中國作為更徹底的殖民者的身份,更剝奪、否定了香港人藉已終結之英殖抵抗當下中殖的可能性和選擇權。

總括而言,解殖論述作為後殖民研究的重要部份,本身其實就建基於殖民的「完而不了」和殖民影響的延續,是故才會主張在政治上的殖民統治終結後繼續在其他層面上「去殖民化」。樂見(甚至是刻意導致)英殖被認知為香港所受殖民之全部的中國,自然希望香港學術界用延續、殘留的角度去分析「殖民」的影響,因為效果上這種狹隘、有違事實的「殖民」定義絕對有助鞏固中國對香港的「認知殖民」。當多年來香港後殖研究者所進行的本土身份認同研究從未導致香港民族意識的真正發展時,中國殖民政權和香港後殖研究在論述層面的「勾結共謀」,早已可見一斑。

 

註釋

[1] 詳見筆者文章〈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二重殖民〉,25-7-2015

[2] 可參閱何鈞泰,〈《基本法》帶頭國籍歧視 歧視條例檢討為虎作倀〉,本土新聞,23-8-2014 及 〈殖民處境下的《種族歧視條例》修訂——反駁那些所謂「釐清」〉,本土新聞,10-10-2014

[3] 可參閱〈教育全方位滲透 香港族群大換血〉,本土新聞,28-7-2014

[4] 最先提出此理念者為周蕾,見Rey Chow,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 in Ethics After Idealism, 199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149-167

[5] 例子可見許寶強,〈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評台,11-8-2015:「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

[6] 例子可見羅永生,〈文化政策如何解殖〉,香港獨立媒體,22-9-2012:「回歸之後,歷屆政府都未能提供基礎,讓社會尋求後殖民身份和文化定位的共識,而只是接二連三地拋出高、大、空的願景,未能根治因為香港是「被動地回歸」中國所帶來的主體性未完整狀態,致使文化教育政策多番進退失據,先則有教學語言的混亂,後有「國民教育」所引起的風波。

這些政策錯失的原因,都源自香港的積習自殖民體制的文化教育官員,並沒有真正面對香港脫離殖民地過程的特殊性,也未有警覺「文化回歸」論背後的國族化、國民化、融合論思維,只會強化一種可以摧毀香港本身的文化多樣性、多元傳統的暴力。」

[7] 例子可見羅永生,〈中文版序〉,《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201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ix-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