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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訓練營事件:給抗爭學生的七點忠告

training camp

訓練營虐待學生,教畜縱容、護短多年,終不敵網絡的力量,如今暴行越揭越多,只是遲來的小小報應。但對各身受其害的中小學生來說,情況仍不樂觀,絕不能因有傳媒報導就覺得迫害將會停止。以下七點,是給各位懷有抗爭之心的中小學生的一點意見和忠告:

 

1. 最大敵人將不是訓練營,而是校譽、權威優先的教育從業員

事件焦點雖然是訓練營,但任誰都知道始作俑者是決定讓學生參加的每一所學校。如今爆大鑊,保良局訓練營名已開,最緊張的反而會是共犯身份仍未被廣為揭發的學校。可以預期,這些學校的教育從業員,會盡力進行「損害控制」,避免讓更多人知道自己牽涉其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利用其對學生的權威,嚴加封口,力圖隱瞞。因此,學生若要在事件中維護自己的權益,最大的敵人其實是各所學校的教育從業員。

 

2. 教育從業員的軟硬兼施,是學生兇險的困局

教育從業員,往往可藉教師「循循善誘」的姿態,大條道理對學生行使權力。無理懲罰打壓自是不在話下;以「關心」為名所施加的壓力,卻隨時可以是更可怕的迫害:利用社工召見、通知家長等方法,向學生植入他是「問題學生」的意識和形象,甚至煽動朋輩孤立,是極為卑鄙卻不乏見的手段。對教育從業員來說,不聽話的學生是麻煩製造者,較有良心的會選擇應付,但更多的會選擇對付。打算在訓練營事件中抗爭的學生,要做好心理準備面對上述困局。

 

3. 學校的最大弱點:校譽

學生與學校的權力永不對等,對學生行使權力是教育從業員賴以出糧維生的工作一部份。在香港的教育政策下,從業年資越久,飯碗越穩,越不受市場壓力。盈利、市場佔有率等商業概念對大部份學校來說並不相關。既不求利,自然求名。聲譽往往是學校最看重的一環,是故「影響校譽」在很多學校裡都是違反校規的理由。但破壞容易建設難的道理,對此一樣適用。一旦因負面事件而成為網絡焦點或上報,對教育從業員和學校都會是最大的打擊,這種打擊,通常都比學生所想像的更嚴重,可謂學校的罩門所在。

 

4. 當心「家校合作,息事寧人」

學校和家長,兩種最能對學生直接行使權力的人,一旦站在同一陣線,學生的處境便會最為不利。就是次事件來說,涉事學校必然會盡力以「子女利益」為藉口,說服家長息事寧人,甚至合作阻止學生進一步揭發事件。以未成年人士的處境、資源和能力,基本上難以與此抗衡,只能盡力避免上述的合作發生。

 

5. 必須對與教育界關係密切的傳媒提高警剔

雖然上報可能是部份抗爭學生的短期目標,但應留意即使上報,傳媒和記者都不一定站在學生的一方。「年輕就是原罪」,老屎忽無處不在,學校最常訂閱、設有校園版的報章,更有理由與學校一同站在「教育者」的一方,壓迫學生。因此,抗爭學生接受傳媒訪問前,要考慮其對學生事件的取向,並應存有戒心。

 

6. 認清慈善、教育、政治三界共犯結構,不可輕敵

訓練營作惡多年,如今才被揭發,其實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共犯關係。保良局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兼辦學團體之一,相應界別中沒有甚麼人會特意去得罪它們。考慮到教師在過往香港政治中的角色,一眾議員政客亦不會隨便挑戰教育界的既得利益(很多時就是聲譽)。學生爭取權益,面對的是一個如此龐大的利益共犯結構,是故在是次事件中,即使暫時處於輿論上風,亦絕不可掉以輕心;對方有人力和資源,隨時反擊。

 

7. 不可輕信傳統政黨

考慮到前述利益關係,抗爭學生在尋求政治人物協助時,必須份外小心,特別是傳統政黨,與教育界關係匪淺(教協和民主黨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見得會全心幫助學生。相對來說,新興政黨較少這方面的包伏,但它們是否有資源和影響力以提供實質協助,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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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體意識「解殖」的陷阱──回應港大《學苑》〈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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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最新一期題為「帝國瓦解 香港解殖」,專題探討香港獨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中〈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香港談獨立的條件〉正面探討香港獨立的理據,剖析和打破大眾對香港獨立可行性之謬思,實為筆者所樂見。然而,該文作者以「解殖」為題,在論證中多次提及「主體意識」對獨立的重要性,則值得商榷。

筆者曾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中,指出「解殖」的概念如何在官方和本地後殖研究者的論述中藉強調英國殖民遺害,成為強化中國殖民香港的工具。在這個需要反殖抗爭而非後殖研究的時代,解殖作為概念並不可恃。雖然〈撥〉文作者以解殖為邁向獨立的關鍵,與本地後殖研究者對解殖的詮釋有明顯的差別,但考慮到「解殖」一詞強烈的後殖民語境,對香港獨立運動而言並不適合。本文作為「香港反殖系列」的其中一篇,將嘗試解釋〈撥〉文所言解殖的含意,並論證解殖的概念不應作為香港獨立的理論方向。

 

〈撥〉文所言「解殖」之意

〈撥〉文雖以解殖為題,通篇正面提及殖民或解殖的篇幅其實不多。只有:

1. 在討論公投的意義時,指「在歷史中的解殖運動,皆建基於主體意識和自決」 (頁51);
2. 數次直指中共為殖民者或殖民政府 (頁51, 53, 54及55);及
3. 全文最後一節與文題相同,皆為「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頁55)。

事實上,作者論證的重點在於香港擁有獨立的條件,通篇從未正面解釋過他所言「解殖」到底是指甚麼。按前文後理推測,最直接的意思該是「結束 (中共) 殖民統治」。作者主張香港應脫離中共這個殖民者獨立,而題為「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的最後一節中提及「香港人更應民族自強,為自己製造獨立條件,將殖民者驅逐出境」,便是例證。

然而,對作者來說,解殖又似乎不單指結束殖民統治這個結果,亦包含達至這個結果前的轉變。首先,作者以解殖為題,論證香港有獨立的條件,似乎認為讓香港人認清香港其實有獨立的條件、建立主體意識、不再抱持「中共不會讓香港獨立」的失敗主義是香港解殖工程的一部份。其次,假若解殖等於結束中共殖民統治,基於作者主張香港應該獨立 (而非維持自治、城邦建國或歸英),那麼對他來說「香港解殖」跟「香港獨立」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分別,說解殖是多此一舉。

因此,根據筆者推斷,〈撥〉文作者對「解殖」這個概念的理解,乃以獨立為目標或完成,但亦包含最少以下四種含意:

一、建立「主體意識」;
二、建立自主的意志;
三、破除失敗主義;及
四、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

之所以說推斷,是因為作者在文中並未清晰分辨上述四種含意,或可能認為四種含意根本沒有分別。然而,筆者認為有必要先作此區分,因為四種含意的指涉有實質差異。首先,「主體意識」的詞意含糊,一些後殖論者和「左膠」也經常使用[1],單言主體意識未必與獨立有關,甚至可以用作支持反對香港獨立的論述 (這點在下文將再詳細論及);其次,基於主體意識的詞意含糊,即使有了主體意識亦不必然等於有自主的意志,可是在另一種詮釋下又可以說主體意識一詞已包含了另外三種含意;再者,認知上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認清香港比想像中更有獨立的條件,也不等於心理或心態上必然能克服失敗主義、認同香港真的可以獨立。

〈撥〉文四種解殖的含意相互之間當然息息相關,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應有助實現其餘三種含意;在某種詮釋下自主意志的建立、失敗主義的破除和對獨立可行性的認清亦可被視為「主體意識」的體現。連此四種解殖的含意之間的關係都可以出現不同的解讀,更遑論它們與獨立之間的關係。未能清晰辨別解殖的不同含意,亦未論證解殖和獨立的關係,在這情況下高談「香港解殖」,不但在學術上自曝其短,更嚴重的是讓多年來以「解殖」之名協助中國殖民香港的那些本地後殖研究者有可乘之機,在反殖和獨立運動中重施故技,消弭反中殖的抗爭力量。

 

「主體意識」的歧義

〈撥〉文指「在歷史中的解殖運動,皆建基於主體意識和自決」,姑勿論如此論斷是否符合事實,即使所有解殖運動都確實建基於主體意識,視乎解殖運動的進程,「主體意識」一詞的所指也可以截然不同。假設反殖獨立運動亦是解殖運動的一部份,根據一些前殖民地的例子,在成功反殖、爭取獨立主權之前,「主體意識」主要指民族意識或族群意識;當成功獨立後,面對「只是複製殖民者」、「經濟殖民」等後殖問題,「主體意識」就更傾向指一國之國民在全球化、文化衝擊和權力壓迫下對自身身份和文化價值的認同,又或是他們對一國內之「他者」族群 (如弱勢團體) 的認知方式;對極端解構主義左翼而言,甚至「國民身份」本身也是殖民的反動遺害,徹底的解殖需要將之消除 (這就是為何會有一些左翼自翊為「世界公民」)。

若不從解殖運動的進程看主體意識,就更有必要先釐清何謂「主體」,再就主體和其意識的關係進行論證。這必然涉及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問題,學派五花百門,實超出本文主題,亦恕筆者沒有能力逐一解釋。

主體意識之詞義是如此含糊,在無適當的釋義下就從主體意識推出解殖的立論,論證基礎就變得非常薄弱。筆者實在懷疑〈撥〉文作者在使用主體意識一詞前到底有否察覺過這個問題。既然他提出解殖和主體意識的目的乃為香港獨立提供論證或理論基礎,在目的如此明確下,筆者實在不解為何明明有含意更具體確切的民族意識或族群意識而不用,卻偏要採充滿歧義的主體意識。如果原因只是要顯示自己與「香港民族論」的區別,或證明香港獨立的理論基礎不必牽涉民族的概念,則筆者只能說,這是一個極度愚蠢且會自我打倒的選擇。

 

「主體意識」、「解殖」的陷阱:將殖民問題視作後殖民問題

主體意識和解殖扯上關係,本來就是後殖民論述的一部份。正因為發現在不少前殖民地中,(不同意義上的)「殖民」在民族反殖成功、驅逐殖民者後仍「完而不了」,後殖研究者才將「殖民」的概念從歷史事實提升為更具一般性的抽象權力宰制關係,以「文化殖民」、「經濟殖民」等形容殖民者失去政治統治權力後的前殖民地所面對的問題。因為民族反殖成功,殖民卻完而不了,民族的概念在後殖民處境下就失去其解釋能力 (亦成為批判對象);相應於「殖民」成為抽象權力宰制關係,「殖民」所宰制的對象亦從具體的民族變為抽象的主體。這亦是為何主體意識一詞在解殖的不同進程中有截然不同的含意。

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已有近三十年歷史,解殖和主體意識等詞彙已不知被本地後殖研究者應用過多少次。筆者在〈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中亦說過,本地後殖研究者強調香港後殖民權力的複雜性,有份令「香港民族」、「香港獨立」等議題長期缺席。解殖和主體意識等概念,其實正正是他們營造、表述這複雜性和防止上述議題出現的媒介之一。以下引文,出自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末段,於〈從後殖前往反殖〉中也有引述,是解殖和主體意識等概念成為本地後殖學者打壓香港民族和香港獨立之藉口的極佳例子: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

羅永生等人在香港可謂壟斷了關於解殖和主體意識的話語權,在這些本地後殖研究者的解殖論述中,只以「英殖遺害延續」的角度看待香港的殖民問題,所謂主體意識的欠缺歸根究柢也是英屬時代政策的遺害;更甚者,他們追求的所謂公民社會主體意識似乎與「中國人」身份或中華民族主義並不相互排拒,反而是以族群主義爭取香港獨立會給中共藉口進一步打擊香港公民社會[2]

這些香港後殖研究者強行將香港當前面對的殖民問題扭曲為後殖民問題,靠的就是解殖和主體意識等概念工具。〈撥〉文對這些概念的理解雖應與香港的後殖研究者不同,但作者既未能解釋相關差異,甚至連概念的歧義和複雜性也未掌握清楚,就貿然將相同的詞彙搬為香港獨立的理論基礎。這等於在中國殖民的學術界同謀前自曝其短,不但不能從對方手中搶奪相關概念的話語權,更隨時為對方提供彈藥,以同樣詞彙在學理層面進一步否定香港獨立。

上文曾提及〈撥〉文中「解殖」一詞有四種含意,事實上,除第四種含意 (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 外,其餘含意與香港後殖研究所指的解殖並無必然衝突。那些本地後殖研究者大可以說,主體意識、自主的意志和對失敗主義的克服,皆是健康的公民社會發展,而追永獨立的「民粹主義」反而有損公民社會。透過挪換主體意識、自主的意志、失敗主義等詞彙的內涵,消除它們與香港獨立在概念上的關係,香港的解殖就無需獨立,強調族群主義的獨立論述反而會因損害公民社會而妨礙解殖進程。一套反對獨立、從結果上幫助中國殖民香港的解殖論述就此完成。[3](至於〈撥〉文第四種解殖的含意,主要是關於事實的理解,與一直以來著重心態和意識層面的解殖論述不符,大概會被忽視。)

 

解殖須留待反殖成功之後

將香港當前面對的殖民問題視作後殖民問題,一如筆者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中所言,其禍害在於借英國殖民的歷史為當前的中國殖民轉移視線,淡化中國作為有其強烈主導意識和全盤殖民計劃的全新殖民者的事實。然而,這卻正是以解殖為理論基礎所會造成的結果。〈撥〉文雖嘗試為解殖和主體意識與香港獨立建構起正面的關係,但在未有解決相關概念的歧義和複雜性的情況下,只會徒勞無功,動搖不了本地後殖研究者多年來對相關概念和解殖論述的定調。

因此,筆者主張論述策略上本土派和獨派 (以至整個香港) 須放棄解殖的概念,亦要避免以主體意識立論,直至反殖成功。反殖的意思是,以族群或民族主義,視中國 (不單是中共) 及其於香港的國民和同謀為威脅我族存亡的敵人,不共戴天,直至將這些殖民者全數驅逐。反殖成功以後 (這可理解為獨立之後),各論者或學者大可將整段香港反殖運動的歷史重新詮釋為香港解殖工程的一部份,盡情批判其不足或遺害,並為真正的「後殖民香港」繼續進行解殖。但就當前的香港而言,必須棄解殖而取反殖。

 

註釋

[1] 例子可參閱筆者〈「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中的註釋。

[2] 例子可見安徒(即羅永生),〈威權壓境 何求獨立?〉,明報,2016年8月7日

[3] 詳細可參考筆者〈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

《香港前途決議文》是反對香港獨立的第一份投名狀

甩轆cap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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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論的兩名作者和一群泛民政黨不知第幾梯隊發表了一份名為《香港前途決議文》的東西,單是為曝光率而亂tag政治組織,間接老屈該些政治組織有份簽署,已是一個天大的笑話。本來泛民中人扮本土以抽政治水的舉動,在連民建聯也說本土的當下已無討論價值,但既然今次來抽「自決」的水,筆者就解釋一下關於自決的基本概念。

 

民族自決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讓一地域的人民或民族獨立,但民族自決權本身並不等於獨立權。基本上,一個地域的人民或民族需要是殖民地或受到政權打壓或壓迫,方有藉民族自決而獨立的權利。除此以外,一個國家內的民族有的,就只有那《香港前途決議文》提到的「內部自決」權利,英語即「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所言「內部自決」,意思是在不脫離原有宗主國的前提下行使自決權利,行使的結果不能影響宗主國的國土主權完整。之於香港,說內部自決,即等於在不脫離契丹、香港不會獨立成國的前提下進行自決。這比單提自決而不傾向任何結果更不堪,後者最多只是欠缺政治承擔,但說內部自決,等於從一開始就堅決否定香港獨立的可能性。

 

因此,這群《香港前途決議文》的發起人和聯署者,表面上順著大勢說「自決」,實質上卻先替契共殖民政權為香港人的自決權劃下界限和前提,不容許將來可能出現的自決有香港獨立的選項。背後的邏輯,就是認同香港為契丹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反對一切指香港乃契丹的殖民地,或受契丹壓迫的說法。

 

如此一份決議文,在香港民族黨成立,獨立已成一個政治議題的處境下,無疑是一份率先向殖民政權表明心跡,堅決反對香港獨立的投名狀。在香港政治光譜將會邁向統獨之爭的當下,這群聯署人比一直以來的親契派更快更直接地表明其對契丹殖民政權的擁護,就且觀這群統派政客的下場如何。

從「雙學」到「香港眾志」,盡皆不負責任的政治投機

 

那個昨天成立的新政黨,未成立已帶來一個個笑話。以學聯和學民思潮的前核心人物 (加一個舒琪) 為骨幹,擺明車馬對準九月立法會選舉。利益在前,本也無可厚非,但做得太樣衰,實在令人看不過去。特撰此文,來為大家簡單逐個數算各前「雙學」人物的不負責任。

 

一、周庭

彈出彈入,退完又唔退,不贅。

 

二、黎汶洛

其以攝位上位之心,路人皆知。但大家還忘記了一點,就是當他宣佈退出學民思潮為楊岳橋助選時,學民思潮這個組織其實早已是一個決定好會收檔的棄子。當時一般人當然不知道這內幕消息,但作為決策核心的黎汶洛本人當然心裡有數。

 

退出一個他早就知道會收檔、而且還隨時有份決定要它收檔的組織,當然是沒甚麼損失。但對沒有內幕消息的普通人 (或網民) 來說,他的退出就是新聞。連一個將要被自己終結的組織也不放過,還要用其最後的新聞價值為自己爭取曝光率,現在回看,更令人憤怒。

 

三、黃之鋒

向來擅於「走位」的黃之鋒,既可以是中國人,又可以主張香港人公投自決,已不是新聞。而在黎汶洛退出一事上,他肯定是共犯——一個同樣有份決定好要終結學民思潮的人,同樣視學民為棄子,組黨之利益計算行頭,當然可以跟學民最後的叛徒合作無間。

 

四、羅冠聰

學聯在他手上分崩瓦解不在話下,連在他任內承諾過的學聯改革和提高透明度,在退聯潮結束後亦再無兌現過。而今他彷彿好像毫無責任般,換個組織,又重新上路。

 

當然這也十分符合他那一代學聯的風格,在他的學聯同儕中早已有個陳文煇,身為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的學生董事,嚴重瀆職,沒半點悔意或回應下轉個身就入了公民黨去選區議員,奈何慘敗而已。身為前學聯秘書長的羅冠聰,亦不打算對學聯的衰落負上任何政治責任,直接就向更大的政治利益進發。

 

五、黃子悅 (?)

說香港眾志時大家可能會遺忘了這位學民思潮的末代發言人。筆者也不確定她是否香港眾志的正式成員,曾親自在其Facebook詢問惜未獲回應,但憑她知道香港眾志早已註冊網址這內幕消息,基本上也可以肯定她是香港眾志的內部人士。既然如此,所謂由她領導的新學生組織,隨時也只會是香港眾志這政黨的衛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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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投殼再上路的操作,出賣的是一眾學生對學民思潮這個組織的熱誠與信任,犧牲的是學民思潮的一眾非核心成員。在政治利益面前,當然也就沒甚麼大不了。

 

一眾不負責任的政治投機前學運領袖,就這樣聚首一堂。對這樣一個政黨,筆者拭目以待。

註定被時代淘汰的溫和派,別讓它拉香港陪葬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source: 香港獨立媒體

source: 香港獨立媒體

市民篤魚彈演變成黑警出子彈,誰也始料不及。但由此刻起筆者可以預料到的是,待天一光,以泛民學者(如「佔中」三子)和立法會議員為首的溫和派就會爭相跟前線行動者割蓆,再加之以連番聲討、譴責。

 

這群在遮打革命期間屢次以個人地位、聲望、人脈和影響力阻止行動升級的溫和派,不但在「佔領中環」宣告失敗後逃避政治責任,更在過去一年繼續試圖以其影響力將香港困死於和理非路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佔中始作俑者戴耀廷至今仍厚顏無恥地提出甚麼立法會「雷動計劃」;而相對地沒那麼明顯的,就是各泛民學者在公共議題上越見活躍,盡力以學者身份為溫和派爭奪更多話語權。

 

遮打革命一役,已見證和理非路線的徹底失效,同時亦證明了傳統學生和社運組織都無法走出溫和派的牢固枷鎖。固步自封於徹底失效的溫和路線,妄想不斷重複同樣的方法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更試圖盡其影響力將勇武行動派邊緣化,這就是當下的泛民溫和派。

 

是次因政府打壓流動小販而引發的衝突,有人開始稱之為「魚蛋革命」(Fish Ball Revolution),我們從新聞片段中可看見,抗爭者面對黑警的公權力,已非一味挨打和僅用言語聲討,而是開始懂得正面還擊。對已摒棄和理非路線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是一次行動上的進步,一個抗爭的里程碑;但在那群泛民溫和派眼中,這卻是破壞他們死守的和平抗爭原則,故必須割蓆、譴責,甚至主動向國家機器舉報的行為。

 

時代已告訴我們,面對中國和港共政權,溫和派死守的和平抗爭原則於香港已再無作用,否定這條拖香港後腳的路線乃應有之義。盲從失效和理非路線的溫和派,正因不肯面對自身的失敗而以其政治影響力打壓香港進一步的反抗行動,以道德的包裝拉香港陪葬。如今有勇武行動派率先捨身為香港人打破長年的和理非心理枷鎖,我們縱無同樣的勇氣站於最前線,最少也不能成為溫和派的同謀、否定勇武行動派的貢獻。

 

包括筆者在內,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覺悟,為香港捨身,但我們最少不能被新聞畫面的暴力蒙蔽,不能繼續接受溫和派的糖衣毒藥,不能再盲信和平抗爭會帶來出路。

 

最接近我們的敵人,往往不是暴政,不是公權力,而是我們自己那未敢激烈反抗暴政的心理枷鎖。

本土派論述框架淺釋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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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2016年,歷遮打革命失敗整整一年,盡見中國各種殖民行動的有恃無恐,無力感越來越重,欠缺行動力的筆者目前僅能做的,只有「勿忘初衷」,和幫助各本土派朋友勿忘本土之初衷和信念。

 

本土理論的內容可以 (亦應該) 深入而複雜,但直接支撐行動之論述要簡潔,尤其瞬息萬變的局勢未必容許行動者時刻重溯理論的底蘊,要幫助行動者不忘本土初衷,簡潔、清晰、不惜 (過於) 簡化也要一步到位的本土論述框架十分重要。筆者據此原則整理出的論述框架,可以簡單至僅為對兩條問題的答案。

 

1. 「而家香港衰咩?」——香港的困局之核心何在?

欠缺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

 

港獨派會將問題進一步歸咎於香港欠缺自身的主權,歸英派會認為問題根源是香港失去了英屬時代的管治精神和格局,城邦 / 建國派會指責美帝及泛民主派是造成如此局面的最大幫兇,主張反殖的筆者會覺得問題根源是中國乃一個殖民政權,其他本土派系亦可能對問題有其他詮釋,但各理論派系之間對香港困局來由的最大公因數就是:不論背後原因,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欠缺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也就是經常說的「港人優先」。

 

因此,這個最沒爭議點、亦不直接涉及抽象形而上理論分析的答案,最適合用來作為本土派行動的直接論述。

 

事實上,這個答案論述上可取代泛民多年來以爭取普選為最終目標的主張,亦間接回答了甚麼是本土派眼中理想狀態的香港——擁有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

 

2.「而家香港衰在太多 / 唔夠乜嘢?」——現時香港的困局是因甚麼地方不正常而出現?

太多中國壓迫侵略,不夠本土意識自覺。

 

對本土派來說,新移民、自由行、單雙非等人口流動問題,與中國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其附庸的港共政權的教育文化同化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都同是中國壓迫、侵略香港的不同面向,不會因前者涉及所謂弱勢和家庭個人而將之與政權層面的侵略分割。

 

至於本土意識和自覺,港獨派和城邦派可能會說需要獨立建國、捨棄依靠泛民代理的心態,歸英派會主張重新認識英國和英聯邦的歷史和意義,民族論者會將本土意識詮釋為是民族意識的一種,主張反殖的筆者會認為要建立視整個中國為敵人的心態,勇武行動派會覺得要有為守護香港不惜使用武力和觸犯法律的覺悟。以上種種心態之間未必有衝突,可能相輔相乘,但問題是當下種種皆缺,故有利於建立上述任何一種意識或心態的行動,都可屬於是加強本土意識的行動。

 

按此「太多中國壓迫侵略,不夠本土意識自覺」的邏輯,基本上所有本土派的行動都能用同一套論述解釋,如光復、反雙非是抵抗中國侵略;打擊泛民組織能減低大眾對泛民代理的依賴心態,能加強本土意識;甚至燒垃圾筒也可以是為使更多人接受「為守護香港不惜使用武力和觸犯法律」這種本土意識而鋪路。

 

以上內容,對很多本土派來說其實都是常識,並不是甚麼新觀點,本文旨在將本土派的初衷和共同信念置於最簡單和簡化的框架下,使行動者更容易為其行動找到清晰、直接的論述支持。本土論述當然會有人質疑和挑戰,上述的邏輯也不是不可以解構、商榷,但這種論述和理論層面的挑戰,無須勞煩行動者,分工合作,讓鍵盤戰士來回應即可。

全民退保爭論--「以事論事」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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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政府拋出全民退保諮詢方案,隨即又掀起爭論。面對本土派對全民退保政策一面倒的反對,膠開有條路的左膠當然要瞓身支持,從指責不了解方案,到批評反對者冷血涼薄,甚至連「從強積金撥款不等於開徵新稅」等廢話也說得出,也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但筆者有興趣分析的,倒是那種看起來很理性的,呼籲大家把握機會深入討論議題的論調。

 

全民退保,作為概念,可以牽涉社會福利的程度、本質、制度和與經濟制度的關係等討論。如果討論的主題是從概念的角度探討全民退保,上述範疇理應概括。問題在於,誰可以決定政府拋出諮詢方案的當下,討論的主題是甚麼?即使討論離不開全民退保四字,又有誰可以單憑政府拋出了方案就決定討論應聚焦於那些方案?

 

說應先了解諮詢方案的人,其實是在未有推論而在前設層面否定了反對者從原則或大方向上必然反對全民退保的可能性。這種原則上的反對,最少亦可再細分為兩種:1) 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反對 及 2) 在當下香港的處境中必然反對,但相關討論正被「無論如何都應先了解方案」的論述滅聲。這種包著理性討論外衣的agenda setting,效果是在論述上排除了那些因原則上反對全民退保而跟支持個別方案人士沒有任何共同討論基礎的人,變相是以論述霸權的方式令可討論的分歧局限於對當下方案的支持與否,不服從於此局限者,就被打為「無法理性討論」之人。

 

這種論述霸權的運作,跟筆者在《「大會」的程序暴力》一文所言一樣,都是借討論本身那種理性形象將不服膺於率先擺出討論姿勢之人的agenda setting power的意見和立場打為不為不理性,而擺出討論姿態的人則獲得「等待他人提出反對意見以作討論」的主導權,而你越按他們的框架討論,他們那毫無合理基礎的主導權就越發鞏固。

 

同樣道理,面對那種「應把握機會深入討論全民退保」的論調,一旦不加以警惕,就很容易會陷於全民退保方案的討論主題,局限於全民退保的概念和技術框架,令原則上反對全民退保而與支持者無討論空間的一類意見難以被正視。例如港獨派可能會說「香港一天未獨立成為主權國家,一天都不應推行全民退保」,民族論者可能會說「在建立穩固的香港民族意識使退休一代認同香港人身份前香港不應推行全民退保」,經濟右翼可能會說「全民退保加劇福利主義,故無論如何都不應推行」;若以全民退保為討論核心,這類原則性的意見就很容易被忽略。

 

明乎此,即會理解所謂理性討論諮詢方案的呼籲不過是一種話語權的搶奪,「應先了解方案再發言」的論調其實是在排除原則上反對全民退保的聲音。要抗衡這種論述霸權,就要有承擔「不理性」污名的準備,在不與支持者討論諮詢方案的前提下闡述反對理由,甚至需要集體刻意不去了解任何諮詢方案的內容,以把討論拉回原則層面。

 

更甚者,其實關於全民退保的討論,絕非必然要以全民退保為核心。以諮詢方案為核心的討論,不見得比如本文一般討論「應如何討論全民退保」更應獲優先討論。況且對本土派來說,維持港人優先、香港民族身份認同、中國殖民香港等理論主軸,更形重要,全民退保最多只能是一個應用上述理論的場合,絕不應被它反客為主。

三重Addendum 下的〈雷克雅未克〉

原刊於《輔仁媒體

addendum

Juno新碟《Addendum》剛剛推出,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三部曲」外傳〈雷克雅未克〉亦在出碟前數日公開,評價好壞參半,無非「呢啲先至係Juno」或「周國賢唱晒仲好」。筆者毫無音樂才華,就不參與這評價之爭;而且反正出名的歌曲很快會有詞評,所以筆者亦決定無視歌詞,所以本文僅旨在從碟名說起,很簡短地論斷一下〈雷克雅未克〉所展示的三重「Addendum」。(不知addendum是甚麼的朋友請先自行google。)

 

第一重:外傳的定位

〈耿耿於懷〉、〈念念不忘〉和〈羅生門〉是一個「三部曲」,早已是一個官方的說法。既然是三部曲,即一男一女的故事主線至〈羅生門〉已完結,圍繞同一個男主角所延伸、衍生的故事,包括〈瑕疵〉和〈雷克雅未克〉,定位僅屬外傳。從文本定位而言,外傳就是主線這個「main text」的「addendum」。因此,〈雷克雅未克〉不是〈羅生門〉的結局,「三部曲」故事的結局是〈羅生門〉,〈雷克雅未克〉只是那三部曲的addendum。

 

第二重:不平衡的「合唱」

可能有人會問「周國賢出場嚟做乜?」,答案其實也是addendum。曲末周國賢的一小段,既與開首呼應,卻又自成一體,既都是長年單思的失戀者故事,卻換了場景和人物。性質類近的故事以如此結構不平衡的方式敘述,一方就成了另一方的補充、附錄。因此,〈雷克雅未克〉不但自身是某個故事的addendum,它當中的歌曲內容和結構,也存在著周國賢這段addendum。

 

第三重:有待補充卻被留白的曲名選詞

〈雷克雅未克〉這曲名,是冰島首都之名。但Reykjavík通常譯作「雷克雅維克」,以「未」字譯「vi」之音,肯定不是廣東話的音譯,但即使是中國和台灣,將「vik」譯作「維克」也是主流。為何有主流的「雷克雅維克」不用,而偏要取「雷克雅未克」?

 

需要一個註腳去解釋卻被留白的答案可能是,這曲名可看成包含著兩個人名:,前者「克」,後者「未克」。克者為何?念念不忘之心魔也。相比起Juno所飾之的「終不可碰面 無謂來怨命」,周國賢所飾之還是「時間廢墟裡 尋那不經污染相戀的鐵証」。關於「為何不是主流譯法的『雷克雅維克』?」此等歌曲取名的瑣碎問題,所沒被說出來的addendum,或許就是,此曲還是一個「克,未克」的故事。

 

當然,上述僅為筆者個人論斷,信不信由你。關於此曲,言盡於此,返去聽歌。

本土派性小眾的啟示

原刊於《輔仁媒體

城邦派的中出羊子籌備參選今年區議會,近日於Facebook上公開漢服女裝的宣傳照,立時招來一些針對其服裝和外觀的批評,甚至是一些時常自稱本土派的人,也加入指責羊子此舉會破壞本土派的形象。香港人性保守從來都不是新聞,羊子的跨性別形象成為反對者攻擊的目標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已沒甚麼討論價值;倒是一眾高舉性別平權的團體對羊子長期因跨性別形象被攻擊所作的反應,甚有分析、解構的價值。

 

在眾多性別政治事件中,如佔領期間女示威者被非禮、陳雲指石佩妍「升級」,以至陳志全在地鐵被辱罵性取向等,我們往往能見到一眾以性別平權為宗旨的組織的身影。除了在Facebook發聲明譴責外,有些甚至會事後舉辦座談會借事件宣傳平權訊息。有趣的是,當被攻擊的是本土派的羊子時,這些組織卻總是不聞不問,從未有因羊子的跨性別身份被攻擊而給予同樣力度的支持。

 

單是今次漢服女裝宣傳照,筆者就至今仍未見到任何一個性別平權組織公開提及此事,更遑論從平權的角度維護羊子易服的跨性別行為。對於這些組織的厚此薄彼,筆者只想到兩個可能性:(一)它們認為羊子的行徑不值得支持,及(二)它們不希望因支持羊子而被誤會為本土派。不論是哪一個原因,都揭示了當下香港性別平權組織的一些心態。

 

如果這些組織因不同意羊子的行徑而對其因跨性別身份所受的批評置諸不理,這不但是對人不對事,更是以「性小眾代表」的話語權打壓自己群體中的弱勢,是最根本的自我打倒。香港的性別平權運動一直存有路線分歧,如「彩虹行動」有時也會被其他組織覺得言行過於出位和激進,但這並不代表它們能因此而對針對「彩虹行動」的、有違平權底線的攻擊視而不見。同樣道理,即使羊子平日的行徑再不討好,一個貫徹自身宗旨的性別平權組織也不可能任由性保守人士攻擊其跨性別身份。

 

平權的理念本來就因弱勢社群的存在而生,如果打著為弱勢發聲旗號的平權組織因不同意群體內個別人士之行徑而不為他/她貫徹自己的根本理念,從結果而言就是以「弱勢代表」的話語權打壓「弱勢中的弱勢」,根本連當平權組織的資格也沒有。

 

而如果那些性別平權組織是不希望因支持羊子而被誤會為本土派,那它們比它們所批評的「恐同」人士其實也好不了多少。真正了解性別平權之人,自會明白所謂「恐同」,從來不只是鬧人「死基佬」那麼簡單;即使是宣稱「撐同志」的「直人」,如果覺得要在支持同運之前先澄清自己的性取向,以免被人「誤會」為同性戀的話,其實也已經是一種恐同心理,希望跟同性戀的標籤保持距離。

 

不希望被人誤會為本土派的想法,某程度上也是出於相近的「恐本土」心理。一眾性別平權組織跟社運左翼和泛民過從甚密,甚至人事上有所重疊,從來不是秘密,所以如果是社運左翼或泛民中的性小眾受攻擊,這些組織總能放心聲援,不會擔心因此被人「誤會」是支持社運左翼或泛民。但如果當被攻擊的是本土派的性小眾,就要在聲援前考慮會否被人視作本土派,其實就是將與組織宗旨無關的政治立場凌駕於組織宗旨的實踐之上。「恐本土」心理作祟至不願為本土派的性小眾就性別平權問題發聲,如此性別平權組織,其實也沒甚麼資格指責別人恐同。

 

剛因瀏覽一些性別平權組織的Facebook而得知有個叫「Pink Dot」的同志平權活動,從活動照片看見,星光熠熠,倒是更讓筆者想起羊子月前的一句話:「當你在媒體上看到的基佬都是身光頸靚高學歷高收入時,其實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基層基佬,相約於『漁塘』唔戴套唔用KY走入廁格屌屎忽,屌到D屎同血出晒來。」

也許羊子的存在本身,以至其一言一行,都是對這些組織的一個最大反諷。

廿一世紀香港文明反殖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在後殖民研究已成世界潮流的當下,還將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反殖」作為主張搬出來,可能已被一些人認定為不合時宜、倒退。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特意在被認定是後殖時代的當下提出反殖,自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因為當下是殖民時代——並非「仍」是殖民時代,而是一個前所未見、比往日殖民更猖獗、更貼近「殖民」字面意思的真正殖民時代。

在香港,後殖研究者往往與一眾中華民族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批評本土派針對中國來港移民和旅客是狹隘、排外,覺得本土派的主張僅為以仇恨煽動出來的空洞論述;論者附會國外後殖研究對「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指斥本土派只不過是在複製自己的敵人。從反殖即抵抗外來政權宰制的角度看,本土派針對中國和中國政權的主張當然可以是香港反殖運動的一部份(即使大部份本土派仍未直接以「反殖」為口號),但這並不等於後殖研究針對上世紀「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能適用於香港。

 

反殖運動批判背後的反資本主義論述

後殖研究認為反殖思想過於狹隘,主要是由於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往往傾向訴諸種族主義和只針對政治上的殖民。上世紀反殖運動一般視獨立或殖民者的撤離為殖民的終結,獨立後卻往往延續了殖民時代的獨裁統治和剝削,而這些問題又經常在反殖建國的「大業」下被忽視,以至殖民統治遺留的種種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換言之,反殖運動之所以被批評為狹隘,原因在於歷史上一些反殖運動只在名義上結束了殖民地的身份,卻未有正視殖民統治對一個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

獨裁統治、性別歧視、種族衝突,以至貧窮、內戰等,是不少後殖民國家的人民仍然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後殖民國家又大多是一般意義上的「第三世界」國家。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影響,一些後殖分析指出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犯關係,認為「殖民階級」對殖民地的宰制乃為本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服務;而反殖運動的帶領者,卻又往往是殖民地中與殖民者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精英階層,他們實質捍衛的是其階級利益,以至殖民地基層這群「無產階級中的無產階級」,根本無法真正受益於名義上殖民統治的終結。

後殖研究中的「經濟殖民」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針對的正是富裕資本主義國家或與它們有密切關係的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在殖民時代結束後透過經濟力量對其他國家進行宰制,而此種宰制又往往有與這些國家統治階層的共犯結構與其中。即使後殖理論者對環球資本主義是否就是萬惡之源仍意見不一,但他們大都同意環球資本主義是理解後殖民狀況下各種問題所必須注視的因素。因此,後殖研究會認為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單將矛頭指向殖民者,根本未有真正對準問題核心,反而令抗爭的力量無法有效觸及前殖民地獨立後所面對的種種難題;而這些難題,或多或少都與資本主義撇不了關係。

如是者,由於在後殖研究者眼中殖民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千絲萬縷,研究背後的人文關懷往往令他們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批判態度;而無法有效針對相關問題的反殖運動,亦由此被視為過於狹隘,成為同被批判的對象。

 

只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狹隘

若了解反殖運動被後殖研究批為狹隘的原因和其政治經濟脈絡,則可明白相關批判對在香港發起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適用。首先,與世上大部份經歷反殖的前殖民地不同,香港從未成為環球資本主義的「受害者」。相反,作為全球三大國際金融市場之一,以及不少跨國企業的亞太區基地,香港一直被不少左翼份子批評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九十年代香港學術界所討論的「北進想像」[1],正是基於香港的資本主義成就,搬來後殖研究對殖民和資本主義同謀關係的論斷,將香港在中國投資、設廠等行為視為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

「北進想像」的討論雖然已不復見,但背後對「殖民」的理解或可在中華民族主義荼毒之外進一步解釋香港後殖研究者對中國殖民(較諸英國殖民)的寬容態度: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對殖民的批判不應忽視資本主義的運作,因此研究取向不應忽視受(香港有份的)資本主義入侵而成為「受害者」的中國人民;中國既是資本主義下一定程度的「受害者」,一切只針對中國而不批判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自然是「狹隘」。

這種邏輯的盲點是,既然香港當下面對的殖民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為何香港的反殖運動仍要因沒反對資本主義而受批判?說穿了,其實是受左翼思想影響太深的一些香港後殖研究者,在前設上就無法接受資本主義價值(和與之相關的「國際化」)可以成為香港反殖論述的一部份甚至反殖的手段。不反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也許不合後殖研究者的心意,但不代表這就是原罪。

即使撇開資本主義不談,後殖理論批判反殖狹隘的最根本策略,是指責反殖論述以敵我二元之別理解時局屬虛無和自我局限,犯下「冷戰思維」的原罪。不少香港後殖研究者批評本土派依賴對敵人的想像來團結香港人是空洞的民粹[2],不是族群意識的真象,無助於建立真正的香港主體意識,由此得出視中國為敵人乃狹隘、不可恃的論述。

然而,中國作為殖民者絕非空洞或虛無的概念。筆者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已解釋了中國的殖民政策乃實質而有意識地推行,而中國籍的移民特權正是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對香港進行字面意思的殖民。反殖之所以迫切而有必要,正是因為殖民者仍然存在,赤裸裸地確實存在,當此之時仍說「敵人就是自己的心魔」之類的和稀泥之辭,才是忽視現實,在效果上瓦解反抗殖民的力量。

而即使須針對中國殖民作出反抗,視中國為敵人亦不等於就是狹隘。不同於大部份前殖民地以尋回被殖民前的本土歷史文化為反殖策略,任何針對中國的香港反殖運動皆不可能訴諸與殖民無關的傳統「原生文化」和「原生族群」,因為即使是香港文化中最原生的部份,也是於英屬年代在政權不干涉主流華人文化下發展出來;而香港大部份人口更是移民後代。香港作為一個民族,其文化和人口確有一大部份發源自其敵人的國土。但只要我們不只視之為事實,而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則因歷史而出現的文化混雜便可成為反殖的策略。按照此策略,國際化本身就是反殖的進路,難以稱得上是狹隘的論述。(事實上,中國不斷以本質化的文明體系自居於世,才是極狹隘的文化觀,香港長遠來說可能需要考慮借混雜下的其他文化、文明體系進行「去中國化」,才可真正解殖。)

因此,一般後殖理論中的「(被殖 + 傳統)本土vs.(殖民 + 資本主義)全球」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面對的處境可說是「(被殖 + 資本主義)本土 / 全球vs.(殖民 + 傳統)中國」,幾乎前所未見。

 

反殖在香港是一場「第一世界」反殖運動

在反資本主義的思維影響下,殖民時常被論斷為「『第一世界』壓迫『第三世界』」的一種方式,故在很多左翼份子眼中,香港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一份子,不可能在廿一世紀的當下被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殖民。但既有理論框架無法認知,不等於在現實中不存在,香港這個「第一世界」城市,確實在英屬年代結束後被中國以更猖獗的方式殖民。

如果說殖民即殖民者對殖民地進行權力宰制和資源挪用,香港作為「第一世界」城市的資源,除了地理位置外,就是其因經歷英屬年代而獲得的法律制度、管理經驗和國際名聲。這些資源正被中國透過最原始的政治宰制不斷挪用(如用作人民幣離岸中心和作中國企業集資之地),卻諷刺地因為這些被宰制挪用的資源正是令香港被視為比中國先進的原因而使人直覺上傾向否定香港被中國殖民的可能;亦由於相關資源與一般「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天然資源種類不同,是人為的資本,令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和左翼人士有更多反資本主義論述去淡化中國殖民香港的事實。

在全球反殖浪潮結束、殖民相關理論已逐漸轉向分析環球資本主義造成的「新殖民主義」的當下,中國還以最原始、最赤裸的政治宰制方式殖民香港,卻反因這方式過於原始、落後於學術潮流而避開了理論的批判——學者大概不欲承認在世界各地皆已過時的反殖論述在香港有更強的解釋力。而「第一世界」城市針對被「發展中國家」殖民而出現的反殖主張,更難輕易地從既有的殖民歷史去消化、理解。

學理的更新需時,但實際的反殖迫切,在香港進行無甚先例可循「第一世界」反殖運動,難以完全避免不完善之處,在將來完成反殖後絕對可以成為反思批判的對象。但香港既為「第一世界」「文明」城市,情況與上世紀反殖浪潮下的大部份「第三世界」殖民地不同,對反殖浪潮的批判就不應先驗地應用於香港。在如此不同處境下的反殖論述,其可能性不應被輕易抹殺。

 

註釋

[1] 見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2] 例子可見羅永生,〈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4-3-2015:「更重要的是,這系列的本土族群主義行動,根本沒有一套一貫的關於何謂『香港人』的定義 。但弔詭地正因如此,卻可以令附從者分享那種民粹式批評修辭帶來的亢奮,抒發生活被『大陸人』這個『他者』形象不斷擠壓所帶來的不滿。」;許寶強,〈做「不可能」的事 ——克服犬儒民粹的公民抗命〉,刊於《評台》,24-12-2013:「排外民粹的政治論述,往往只開列出『勇武抗爭』vs.『和理非非』等兩類極端的選擇,借助或鼓吹的是一種簡單的敵我邏輯,提出不排外就是賣港,談普世價值就等同離地『膠』,剩下的只能是一種本質化了的『本土』身分政治,這與『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論述,表面上好像南轅北轍,其實卻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互通互補的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和論述環境下,香港的政治文化也趨向兩種極端,或是像西歐一樣,唯一仍未減退的政治熱情,就是排外反新移民的『本土』力量,另加上香港特色的『愛』字頭集團,幫港府出聲,共同營造的是民粹政治暴力,包括語言和物質上的;又或是令民眾變得犬儒,從公共政治領域中退卻,至多成為冷嘲熱諷的花生看客,耗盡了民眾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和能量,令香港走向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