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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練習 (三):黃碧雲《微喜重行》

《微喜重行》睇到我驚,驚在歲月推移下一切之不可挽回而必須接受,並繼續生活,每人的過去皆如此消逝,每人亦會如此消逝。

 

頁293-300:

我們在碼頭等船,你在我身旁,有風,海面漆黑,我們曾在的地方,燈亮,笑鬧聲一陣有無。

那麼多個你的晚上,我的日間,我的黃昏,你一個酒醒的凌晨,每一次都是你在說,我聽,我不需要回答,「嗯,這好」,你甚至沒有問過我,最簡單,吃過沒有,昨夜是否睡得好,但每一次,我聽到你,知道你,你活,你已經不在我的生活裡面,十九年,我還是願意歡喜,因為你是一段年輕日子的記認,也是我唯一的提示:我曾經這樣生活。

我需要記得嗎?記憶就是生命?我不記得,我還是我嗎?蛇記得皮,蟬記得殼,夏蟲記得冬天?我們為何,得知,追問,求索?

你沒有話,因逼近而遠離,我們的前方是至黯的水平線,我時常渴望見到,河的盡頭,天之垂跌,河水流入大海,天空伸延無盡,會不會是極限的安慰。

有星,一個孩子說,紅亮的是火星,你有沒有找到北斗,這是北星嗎,她們會記得嗎,這一個夏天的北斗,她們能完成或不能的承諾,她們會再見嗎?

我們年輕的時候,是否有過承諾?終而放棄?我不願記,你不說從前,好像我是一個機場酒吧相識的同檯人,第一次見,永遠都是第一次見,同一機場,同一位置,你還未上機便開始飲酒。

即使我不記認,就不存在嗎?我們何曾記認,地心熔岩,如非爆發,冰入湖泊,如非乾涸。

唔見棺材,唔流眼淚,我們總要逼近眉睫,才知火燒。

逼近了嗎?這永恆的追問,渡輪從黑夜降臨,一船的微光,海水翻動,拍打碼頭,或許有死魚銀灰,你見到了嗎?孩子問,如果渡輪超載,最後上船那個乘客不肯走,依芺蓮和代表隊去澳門比賽,碰上,如果你是船長,你會叫警察趕那個乘客走,讓一船人在等,還是接受犯規,下令開船?她不知道,她在問一個嚴峻的,應該還是不應該的問題,丹丹問她母親,你說?

安麗推卻,說,多事,她何嘗不同樣艱難。

渡輪掉頭泊岸,我們看著,鯨魚驚動,吐出久待魚肚的罪人,施楚蓮說,我們都有罪,她知道甚麼,叩問的時候,誰給她一個容易的答案,我也曾以為可以,有一救贖,有一無歸。

讓我們拍照片,關早年說,在空中迴響,沒說的話,「下一次不知幾時」「或者不再」,不再又如何,一人不再,萬物常在

芝士,我們學回來的,要笑,豈能問,笑與喜悅有關?為何要?鯨魚所吐,也沒有魚肚裡面的三天,為何黑暗,為何渡越。

拍了照,有了記認,我們即使忘記,這夏日微風,這最後一夜。再拍一張,再拍一張,一張毀掉,一張發黃,一張在一個陌生的抽屜,為蟻嚙噬,一張從來沒有,感光成影。

我們站立,看著跳板下放,渡輪可以飛翔,可以衝浪,跳板總以渡輪的緩慢與巨大,沉重下落,不輕不放,我說你看,你就知道,我說的天星小輪,一九七六,行星有名,我們的天星小輪,有我們的日子,人們總是急步,「跳板未落,請勿起立」,凡勿必做,踏上還在落下的跳皮。

你伸手扶持,我讓你拖行,就一兩步,走過跳板,你放開,早晨照鏡子,晚上揉臉,風沙吹來,閉上眼睛,都沒想,無記,蘋果掉下,日出回落之處,黃霧不散,昏瘴停留,也必無可避免,你看著我,笑了笑,我竟然也習慣性的警覺,有沒有人望我,老燕站在一列座位等,手搭著椅背,似笑非笑,他明白,隱沒浮現,似有實無,喝一杯茶的時候,專注於茶的甘香,一三五的時候,他就不想二四六日,也是個盡責的家庭男人,坐,他讓我坐裡面。

他要將我們分開,微細決定,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你在老燕的左邊,給我揮手,是招呼是再見,還是小學男生去旅行嗎,和心愛的女生,給老師分隔,也不是生離死別,半個小時的船程,上岸各有各途,起碼。

我在老燕的右邊,我拉一拉他的衣袖,笑他,你現在不就是齊人?老燕笑,齊人非福非禍,得一「煩」字。

我在渡輪的夜窗看你看我,影子相疊,我靠著窗,疲累重襲,我想打開眼簾,再多一見。

我們將記:只有我一個人。

我們將記:黑夜航行,無想無受無識。

你這個時候知道了嗎?每一再多想都是依戀,這時你知道無行?飛鳥知道盡林,百獸知地之沉沒,千蠍失足,喪家狗找尋可以咬鬥的月亮,狂吠,你知道終結之前的盛大,到來的靜默,我稍一張眼,合眼之間──你微微扯鼾,你無聲呼吸我便驚恐,一絲棉花曾探看你的氣息,你給搔癢醒來,我嘻嘻笑,我們以孩童的認真,預習死亡。

我那時沒想,跳樓的只想斷肢,跳河的,河水的速度方向,我母親,她一定比我年輕,衣櫃的高度,繩索的結,我沒有見著她的屍體,是日是夜,在哪一間陌生房子,她一個人的生活,誰給她火燒,為了一個初記的男子嗎?比她年輕?我也沒有見過她老去的樣子,我會覺得,比較應該?無法成熟的果子,割掉扔到野地,胎兒無法成長,隨血流掉,我們豈能阻擋?

好像光年,我知道,已經是很久以後,多久?我們為何要記念,一個死亡的日子?一個船程將到?船身傾斜,每一次我見小船泊岸,我總想人疊人,會有一次大災難,災難之後,人們紀念,慢慢遠離,船比較大,比較穩定,紀念並忘記災難的人們,每一次都要過早的站起來,擠到船邊,船身傾斜,老燕站起來,你張開眼,如同一個陌生的早晨。

你沒有見著我:你的臉,恐懼,驚訝,疲乏,從命:「就是這樣的了」。

你這樣面對你還未知道的地方,跳板放下,人們又是這樣的急步,旋起旋落,我去那地之前,無處無所,我要這樣看著人們經過,並在不久之後,同樣急步的走回頭,掉下甚麼忘記甚麼,要找甚麼,他們還以為前進,這是我最刻薄的娛樂。

人生的一種知識,兩種態度,你赤誠墮入,以身相殉,我狡猾遠離,欺世盜靜,一定是因為我經過,傷痛練習,我活得比你長,比你好。

我們沒有看到一城盛大的火宴,短暫繁華,不要緊,我知道,見雪我白的眼睛閃亮,留城記認,媽咪你睡了,沒看到那麼嘩噢光亮的城市,我從來沒見過那麼美麗;你墳頭的百合不更繁華,我骨頭的磷火不更閃亮?三個女孩在交換電郵,笑聲細語,弟弟有點無聊,我不准他打遊戲機,他就不打,插著褲袋,等他姊姊,安麗挽著老燕,說我,孩子長大,要多點聯絡,你有我的電話號碼,老燕笑而不語,時間會為他解決問題,他不擔憂,他知道他是個幸運的人,天生他覺得很應該,或者因為這樣相信,這樣行事,這樣成,你,你跟關早年拍肩道別,我的孩子就是你的遠孩,你想念你的兩個,你說,你們都會有你們這麼高大,有機會見見你們的表弟,見雪長女,總得應對,也沒有看我叫,媽──咪──是我的榮譽和責任,她幾時學會講這些社交話,是香港嗎?她覺得這個她不認識的地方,她父母的由來,真實得見,擠得讓她成人?關早年在問,老燕安麗住哪裡,怎樣回去,有沒有開車,沒有就替他們叫一輛的士,她像他是主人,世界是客,他盡可能,慇懃相待,這時港口響起汽笛,沉遠低迴,在黑夜,我看著點點光火的海面,虹影廝殺,你低頭,在你裡面萎謝,我說,這樣我們走了,早睡,你在我面前,思索停留,這最後一刻,你將我一抱入懷,我們將記:相聚終離,相見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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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抗暴的可能性──「對警察朗讀體」的創作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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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警察對示威集會者使用不必要武力的情況越趨嚴重,反東北包圍立法會一役更出動反黑組,將示威者當作黑社會對待;七一遊行後由學生帶領的佔領中環更有逾五百人在數小時內被拘捕。香港警察已淪為港共公安之聲日烈,合情合理。在我們大力聲討這些政權爪牙濫用公權力的同時,一些活躍於社運的文學界中人卻提出極為另類的策略──在警察面前讀書──似乎意在針對香港警察將示威者視為暴民的態度,欲以文藝改變警察對示威者的看法。筆者雖認為此策略成效成疑,結果只會是自我感覺良好,完成以文學參與政治的想像,但作為一個文學人 (雖因不入流而從不為其他文學界中人所認識) 筆者亦不欲輕易否定文學能參與當前香港政治的可能性。在香港,以文學對抗暴政和其爪牙並非不可能,但絕不可流於單純在警察前讀書這種自我實踐,而需要一場具針對性的文學創作活動。

 

在警察前朗讀之所以無用,原因有眾。首先,在一般人眼中此舉偏離其對示威集會的印象,近於無稽,卻又因過於小眾而未能藉顛覆集會常態而引起廣泛反思。在這點上前線警員也是一般人,他們會覺得奇怪,但感想大概亦僅止於此。其次,若以書本為朗讀素材,白話文敘述在集會這個處境下能傳到警察耳中的基本上只有純粹的聲音,而非任何實質的敘述內容。在人聲四起的集會中,日常溝通用的廣東話都未必能入耳,更遑論文法、用字跟廣東話不同的白話文。無法令預期受眾汲收朗讀內容的朗讀,意義微乎其微。再者,即使幸運地有警察留心聆聽朗讀內容,集會這個處境本身已是讓聆聽者轉化內容和作深度反思的一個最大障礙──有職務在身的警察不會有餘暇消化那些深層意義,而下班後大概已因清場時的衝突而把聽過的忘得一乾二淨了。純粹在警察前朗讀,根本是漠視集會這個處境的特性和影響,是故結果只是感覺良好居多,無實質效用。

 

要讓文學有效地應用於示威集會,影響那些在場的警察,在警察前讀書就必須針對集會這個處境的特性,使用特意為此處境和目標受眾而創作的朗讀素材:

一、集會間的人聲四起會令專注力降低,故素材應簡短,五百字以內為佳;

二、為讓警察容易接收朗讀內容,素材宜以廣東話撰寫;

三、考慮到警察在當值期間未必能作仔細思考,素材應重敘事多於議論;

四、為容易吸引警察的注意力,素材內容應與香港警察有直接關係,如警察日常工作、警察常有的抱負、警校生活等;

五、為避免警察先入為主地排斥所聽到的內容,素材不應有太多直接批評,宜多易地而處,甚至從前線警員的角度作敘事;

六、針對警察常有的、除暴安良以貫徹一己正義觀的論述,創作內容可以「循循善誘」的方式解構此論述的局限,特別是人權觀念不足、視人權為執行職務的限制而非理應尊重的價值;

七、為更易引發警察共鳴,應掌握他們對自身工作常有的疑惑 (如上級指示對和平集會者使用武力),並嘗試以此入手擴大他們對現時警隊的質疑;

八、因應在場警察與集會者關係的緊張程度而選擇內容背景與之相近的素材。

 

具以上特色的創作,筆者稱之為「對警察朗讀體」,針對在集會中執行職務的前線警員,在批評和聲討「警犬」的同時有效運用文字的感染力,不是一廂情願的純粹朗讀,而是一場以警察為目標受眾的文學創作。一眾社運文人應盡快動員,舉行集體同主題創作活動,建立朗讀素材庫,在今後的示威集會中使用。由此,文學在集會中的角色就不再是文學界中人的小眾離地文藝活動,而是顧及他者、感染他者的實踐。

 

為警察而創作,是因為他們雖為暴政爪牙,但我們仍願意相信他們在警察這個身份之前是一個人,而且跟我們一樣是香港人。作為在政治立場上屬極端本土派的文學人,筆者雖不認同一些左翼社運文人的理念,亦不欲與左膠團結,但還是進此一言,希望文藝活動的離地形象不再繼續加深。

為本土意識拾遺──回應《學苑》〈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輯

港大學生報《學苑》數日前出版二零一四年二月號,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為題,立時在網絡上引起迴響。筆者身為極端本土派,自是樂見如此具衝極性的主題。

昨有時間翻閱主題專輯內的五篇文章,更是喜出望外。沒料到大部份都只是大學二年級生的《學苑》編輯們,能援引豐富的歷史資料和學術理論立論,從本土音樂娛樂史、政治和文化研究理論,以至國際法概念等,都有應用,可見確是做足功課和深思熟慮;在理論層面以「imagined community」為重心,對當下「香港人」身份的討論亦很有啟發性。如此具學術基礎的評論文章,在當下的本土爭論中已屬少見,而且還是出自大學本科生之手,筆者只能說一句「夫復何求」。

該五篇文章的立論和論證,筆者認為未算完美無瑕,不過也不打算詳細討論文章的內容,讀者不妨自行翻閱再作思考;但純粹基於立場問題 (私怨?),筆者決定就陳璟茵的文章說兩句。她說她的文章意在「提供另一可行的左翼批判」讓同學討論,但筆者實在看不出該文有何左翼批判可言。作者為本土意識的發展提供歷史分析,但對本土派的質疑充其量只是指其某些主張忽視客觀環境,並無左翼理論基礎可言。馬克義主義的物質階級、後馬克思主義的非物質、建構階級、女性主義的男性主體霸權,以至連最能直接應用的後殖民理論也看不見。文章合理地對本土派的主張的提出數個疑問,但離左翼批判甚遠。

縱觀整個專輯,筆者其實極為滿意,但為深化討論,且提出數個回應,旨在拾遺,並無批判之意:

一、忽視了過去二十年的本土意識討論

本土派雖然在2012年前後才興起,但對本土意識的學術討論,其實早在1980年代後期已出現。陳清僑所編的《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1997,牛津出版社)一書,從探討「北進想像」的角度分析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的本土文化,現時嶺南文研的左翼學者葉蔭聰、許寶強和身居美國的本土派學者孔誥烽皆有參與,對比昔今,對本土的學術討論甚有價值。

另外,上一個十年牛津出版社推出了「香港讀本系列」,輯錄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學、宗教等多方面學術文章,為本土的概念和發展提供了深入而全面的討論。筆者讀著是次的《學苑》專輯,有時覺得新意不算太多,正是因為某些議題早在過去二十年已被深入討論過。

二、宜更持平和深入地討論民族自決,引發社會討論

香港人對民族自決的概念認識不深 (因為大概沒想過與自己有關),故介紹這個概念時應更全面和持平。專題中討論民族自決的文章將民族自決的權利直接指向獨立,這並不符合國際法對這權利的理解,因為民族自決可在非獨立的前提下進行,而能依靠民族自決權而獨立的國家往往只有前殖民地,不幸地香港的殖民地身份被《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淡化,現時甚難說服國際社會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 (即使筆者認為這是事實)。

但現時不妨先把民族自決停留在討論層面,也不妨把當中最具爭議性的、加拿大魁北克省要求獨立時所依賴的「糾正性脫離」(remedial secession) 概念引入討論當中,即當一個國家內某一民族無法在該國家內實踐民族自決時,作為糾正或補償對其民族自決權的損害該民族可分裂該國家的部份領土,脫離該國家獨立成國。這概念也許對西藏更為重要,但現時香港應多作公開討論。

三、有文學專題,卻無本土意識的文學面向

今期《學苑》有兩個文學專題,分別關於新界的風土人情和港大校園,但既然如此重視文學,亦重視本土意識,卻為何獨欠對香港文學中本土意識的探討呢?筆者認為這是對題材的浪費。筆者對這方面認識不算深,但最少台灣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以小說譜寫香港殖民史,當中的本土認同絕對值得一提 (當然這二十多年來也被多次討論過了);而在主權移交十多年後重讀以「九七大限」和移民潮為背景的、香港作家黃碧雲的《失城》,也絕對能引發對當下的反思。

以上數點,雖指出專輯的一些不足,但筆者絕無怪責之意,《學苑》編輯們這次的表現已經遠遠超乎大學本科生應有的水準,筆者甚至認為這個專輯值得所有對香港研究有興趣的人翻閱最少一次。有如此高水準的學生報,是港大之光。

消逝,之於中國文學科自身,不必浪漫

中國文學科的衰落,早在筆者那早已逝去的高中和預科年代已然發生。文學遭人唾棄,對任何熱愛文學之人來說皆是悲劇,但讀《致我們終將逝去的中國文學科》一文,卻令筆者越讀越心驚,驚覺原來在一片對中學中國文學科的懷緬聲中,潛藏著各式各樣必須批判甚至否定的論述,而這些論述正借哀悼的傷感,被偷運進我們的認知當中。

複雜的學術分析就先不說,筆者只問一句:如果中國文學科是正在消逝,那早已逝得剩下骨灰的英語文學科又應得到怎樣的哀悼?把一大堆說到厭的商科橫行、港人功利論調用於對中國文學科價值的肯定,但同樣的論述結構又何嘗不能應用在肯定英語文學科的貢獻?建構false dilemma來煽動情緒,滲雜以人文學科對商業社會的泛批判,再把文學遭棄和閱讀風氣的低落歸因於中國文學科的衰萎,都無非是在誇大失去中國文學科的代價。作者說他「不敢苟同」陶傑所言當華文作家不必特意修讀中國語文和文學,卻只以社會風氣可變立論,其理虧由一開始已不辯自明。

筆者對該文所嗤之以鼻的,是它將香港文學興衰、閱讀和創作風氣與一科中國文學掛勾。能假設得如此理所當然,還能讓讀者讀著連連肯首,皆因太多人都直覺地同意中國文學即文學於香港的全部,而其實這正是中國文學科在香港這個處境下的最大遺害。數千年來中國文學作品文辭技巧精闢處不能盡錄,多讀確能提升語文能力,作為一門專門知識亦極具學術價值,但作者好學不學,卻竟欲學其早已與世界脫軌的思想主題。說家國情懷,卻對皇朝中國與現代nation-state「國」的概念之差天共地一無所知;陶醉於尚友古人,古人種類卻狹限於地域、語言和種族。的確,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文化和儒家道德思想可能於現代仍有些許價值 (垃圾中化科會告訴你有極大價值),但不經哲學、社會學或文化研究的批判和過濾而直接應用必中大伏,荼毒心靈事小,遺害世間事大。

道理說完,且讓筆者來一點想當年式的個人分享,想當年筆者會考高考也是讀中國文學,但真正體會到文學作為學科的博大精深,還始於一本《香港文學@文化研究》(2002,牛津出版社),中學時代不求甚解地讀了數年,直至現在還未有機會從頭到尾好好地看一遍,但卻因為它,當年還是中學雞的筆者很快了解到文學遠遠比中國文學廣闊和深入,也由此建立了對文化研究的學術興趣。如此想來,筆者當日沒有像《致我們終將逝去的中國文學科》的作者一般因尚古情懷把中國文學無限膨脹,還真要感謝此書將筆者引導至學術理論層面的的分析去。

對於中國文學,早已離此道遠去的筆者沒資格說甚麼,但對於中學的中國文學科,以至竟然被人放上神檯的垃圾中化科,筆者還是可以說一句:對中學所教的中國以及華夏傳統的一切,勿上腦。

[舊文] 從《寂寞雲園》的敘事化看權力主客體的辯證關係

當年寫來參加2010年中文文學創作獎文學評論組的作品,雖然落選,但仍堪稱自己最滿意的學術文章 (甚至比一年後寫的拿A的政治理論學士畢業論文還要滿意,雖然兩者性質不同),也造就了我對後設分析的熱愛。

引言:從《香港三部曲》的後殖民意識說起

施叔青自言因六四事件而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決定於「九七大限」前以小說形式記敘並重新審視一百多年的香港殖民地歷史,寫成《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荊》和《寂寞雲園》),此可謂香港文學的盛事一樁。作者以妓女黃得雲的一生側寫香港史,呼應著後殖民性別論述中女性作為殖民地象徵的寫作取向。然而,女性在整部小說中既同時成為敘事主體和敘事中心,則明顯有著顛覆傳統殖民主義中殖民者和男性作為權力主體、被殖民者和女性作為客體這一權力關係的意圖。

這種顛覆傳統主客體權力關係的寫作方向,在《她名叫蝴蝶》和《遍山洋紫荊》的故事中隨處可見。如後者第一章題為「妳讓我失身於妳」,寫的是屈亞炳(男性)被妓女黃得雲(女性)奪去童貞,實有意顛覆傳統意識中貞潔與女性形象密不可分、並同時作為客體的印象。因此,讀者理應不難發現施叔青怎樣在首兩部曲中藉故事內容對殖民、性別權力主客體關係提出質疑並加以顛覆,呼應著後殖民理論中的權力論述。

但在第三部曲《寂寞雲園》中,作者對主客體關係的反思和挑戰,則從內容層面擴展至技巧層面。筆者認為,作者巧妙地運用「敘事化」手法,從敘事層面否定主客體的二元對立關係,即敘事者和被敘述事件之間,並非只有單向的權力關係。「敘事化」能將原來的敘事主體客體化,並突出敘事權力主客體之間的辯證性,揭示權力關係中權力主體內部的複雜糾葛。因此,在接下來的篇幅中,筆者將從技巧角度分析施叔青如何在小說中運用「敘事化」,並解釋這一手法如何把後殖民理論的應用從小說的內容層面推移至技巧層面,以為對《香港三部曲》這部鉅著的文學、文化研究出一分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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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香港學生寫作的四大問題

(舊文一篇,寫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首貼於xanga)

前言:「我手寫我口」理論的遺害
「我手寫我口」是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中心理論,對在其以後以白話文寫作的這個世代影響深遠。從教學的角度而言,這套理論也有著相當的吸引力,因為這等於告訴一眾天真無邪的小朋友們,任誰都有寫作的能力,有機會成為像魯迅、金庸一樣偉大的作家,可謂極具鼓舞作用。正因如此,這套理論時至今天仍或明或暗地潛藏於種種「寫作入門」之中。

這套理論的問題最少有二。首先,如果「我手寫我口」確實是寫作的入門,那它就永遠是入門,無法導人再向前多走一步。當說話能力決定寫作能力時,要教進階寫作大概就要先開說話技巧訓練班了。加之以說話溝通能力又被指因甚麼互聯網發達而日漸衰落,口還剩下甚麼值得一對手去寫呢?事實上,教寫作的人往往早就脫離了「我手寫我口」,但要不未能察覺,要不認為要脫離那個階段只能靠自身體會而非他人的理論,結果就是都繼續讓學生們「直接寫下心中所想」。

另一重要問題是香港學生所說的是廣東話,而非可以把語句照搬為白話文的普通話(或國語)。廣東話與白話文的差異絕非透過把「唔」改為「不」、把「係」改為「是」就能消除。簡單而言,筆者認為把香港學生的廣東話直譯為白話文,幾乎不可能出現甚麼好文章,原因在於,普遍廣東話使用者的口頭表達方法從本質上欠缺流暢白話文文章所需的技巧。

香港學生們過於慣常地把口頭表達方法套用進寫作之中,就造成接下來將會論述的四大問題。

一、敘述角度單一
教育和心理學家都很喜歡說現在的香港小孩物質豐盛、過於自我中心,先不理這是否中肯之論,香港學生們總習慣用「我」作為句子的開首卻是不爭的事實。例如一篇自我介紹,通常都是「我是aaa,今年b歲。我住在cc區。我有d位朋友……」一寫到關於自己的事情,就總是習慣把自己作為每句句子的主語而置於句首。

即使擺脫了這「自我中心」的魔咒,大部份學生仍受困於事物和情境所給予的直接印象。最常見的就是永遠把人作為句中的主語。例如寫弟弟踢皮球時打破了花瓶,最多就是「弟弟踢皮球時把花瓶打破了」,少有「花瓶在弟弟踢出的皮球的衝擊下碎裂」或「由弟弟踢出的皮球撞碎了花瓶」之類的敘述角度。明明該情境中「弟弟」、「皮球」和「花瓶」皆可成為描述句子的主語,為何總是只用「弟弟」呢?

這個例子所反映的,其實是香港學生太慣於把所認知事情中的主體和客體直接化為敘述句子中的主語和賓語。無可否認,這種直接轉化在訊息傳遞上最為簡單有效;但從寫作的角度而言,這就大大扼殺了句子的創意和可讀性。直接敘述本身不是問題,但整篇文章中只有直接敘述就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單調問題。

要改善這個問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嘗試構思對同一情境的多種敘述方法。就單一句子的層面而言,以不同的主語構築敘述句子是很好的練習。至於段落以至整篇文章的敘述角度,就得視乎文章中心和作者取態而定,這些都是寫作前應當思考的問題,筆者在這方面的意見是最少應該有角度上的變化,使文章有起伏之感。這些訓練的目的在於改變總是把主體和客體寫成主語和賓語的習慣,使寫作時能時常考慮各種入手方法。

故此,筆者希望香港學生們多作一點腦部運動,嘗試不要在寫作時只把接收到的訊息不假思索地搬到紙上去。只有經過敘述主體的過濾和消化,寫出來的東西才有可觀性,而這個消化與再現的過程,也正是寫作的樂趣所在。

二、過份依賴常用單音動詞
所謂單音動詞,是指「說」、「去」、「走」、「打」一類能獨立地使用作動詞的單字。與文言文不同,白話文中的單音動詞大多意思簡單直接,亦少單用假借字或深奧古字描述動作。因其簡明易懂,一些常見的單音動詞往往是我們最熟悉的動詞。

但香港學生看書較少,所知的字詞本來就很有限,那些單音動詞就成為他們僅會使用的動詞。單音動詞的好處是字義簡單易懂而廣泛,但簡單易懂又能廣泛應用的代價就是含義空乏,缺乏精確性和生動感。例如「媽媽拿起藤條打小明」一句,把「打」改為「揮打」能令描寫更為傳神,但整句又遠不如「媽媽舉起藤條,往小明身上揮落」來得生動,原因在於「打」一字的含義廣闊非常而精確不足,雖然讀者自然能明白藤條不能用於「拍打」或「毆打」,但作為一篇文章,只寫「打」的話讀起來難免有空泛之感。

筆者於上述例子中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兩個解決方法,一是把單音動詞改為複音動詞,二是刻意避用該單音動詞。由於單音動詞的含意過於空泛,白話文體系本身就預備了大量複音動詞去解決這個問題。不少複音動詞都以單音動詞為基礎並以收窄該單音動詞的外延為目的發展而成,故其含意較同性質的單音動詞更詳細而精確。如「打」可據處境理解為「揮打」、「毆打」或「拍打」等,但「揮打」就排除了「毆打」和「拍打」的可能性。故此,以複音動詞代替單音動詞,能令敘述更為詳盡。

刻意避用最容易想到的單音動詞則能訓練自己思考更多方法去形容同一動作,對增加描繪的精確度亦有幫助。因為倘若放棄單音動詞這個捷徑,我們就要開始思考要補充甚麼才能保留同樣的意思。如果不寫「媽媽用藤條打小明」,那就可能要提及藤條怎樣接觸小明的身體,以及在此之後他的身體有怎樣的變化,才能帶出與「打」同樣的效果。為此可能要花上較長篇幅,但在這過程中讀者卻能更準確地掌握作者欲表達的內容,故對寫作而言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上文提及過份依賴單音動詞與香港學生所識生字太少有關,但筆者相信即使所識生字不多,對複音動詞的使用亦不會構成太大障礙。不少複音動詞都是把既有的單音動詞拼湊而成,故只要能活用已有的語文知識,已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這個問題。香港學生的語文根底較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學生遜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活用其已有語文知識的能力。在遣詞用字上抗衡第一印象的誘惑,正是改善寫作其中一個應有的心態。

三、欠缺聯想
活用已有資訊以帶出新的資訊是有效的訊息傳遞方法,聯想的作用正在於此。例如看見美女(嗯,請體諒筆者是男性)欲跟朋友分享,卻被朋友質疑到底該女生美到甚麼程度,筆者可能會說「像(十多年前的)李嘉欣一般漂亮」。但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會有朋友時刻提醒你訊息是否已經有效地傳達,因此必須自我警醒,倘若發現形容不夠精確,便可能要添加補充,而聯想正是活用已有資訊補足形容的方法。

聯想衍生的寫作手法有二,一是比喻,二是比較(包括對比映襯),都是香港學生未能善用的技巧。先說比喻,這是小學時期就已開始在教的常用修辭技巧,但學生們上了中學(甚至大學)後都還未能將之有效運用。筆者無意在此再說一遍明喻、暗喻和借喻的分別,也沒興趣講解借喻和借代的不同,因為從寫的角度而言,辨別它們的意義不大。但中小學卻總是只教人辨別,試問在如此不得要旨的教學方向下學生又怎能掌握比喻的精髓?

從寫作的角度看,筆者認為比喻的高下取決於喻體的選擇。普遍香港學生只能照搬常用的喻體,如「像花一般美麗」、「像豬一般懶惰」,或「像熱窩上的螞蟻似的焦急」。只懂套用而不求創新,是欠缺聯想(不是「聯想力」,我不相信學生沒這能力,只是懶得去用而已)的反映,也浪費了比喻的效用。

細心一看,其實亦不難發現這些常用的比喻套語中,喻體往往是名詞或名詞短語。大概因為習慣了這樣用比喻,筆者發現很多學生都不知道喻體其實可以是完整句子。如「陪女友到旺角中心購物的他就像日本男士走進女性專用車廂一般心情複雜」一句,喻體是「日本男士走進女性專用車廂」,是主謂賓齊全的句子而非名詞。由於句子能夠敘述情境,因此以完整句子作喻能把情境化為喻體,比以個別物象作喻更富文學色彩。筆者希望香港學生在運用比喻時,能明白喻體不必是事物,也可以是情境、行為,只要能如此活用喻體,比喻定能令文章增添不少色彩。

關於比較,其實關乎到形容一對象時的思考方向。與其費煞思量地從資料不足的大腦字庫中尋找詞彙,倒不如把描繪對象與相關事物並舉,因為實例往往更易讓人掌握描述的要旨。

對於習慣線性思考的香港學生來說,這並非易事。須知道用作比較的物象大多都與文章主題無關,換言之當宏觀地考慮寫作方向時,如何運用比較根本是很少會被顧及到的一環。如果在構思了宏觀的寫作方向後便一股腦兒地朝著目標進發,比較手法便鮮有機會被有效運用。現今的寫作教學都只著重「文章大綱」而從不講解化大綱為正文時應留意的細節,試問大部份香港學生又怎會想到比較描寫這種微觀操作呢?

比較的運用涉及一種思考態度,就是對線性思考的自我克制。要做到這點,必須在寫作過程中反覆提醒自己在寫完一部份的內容後要跳出主題的束縛,思考一下有沒有一些與主題關係不大但有助帶出文中某些概念的東西可以利用。簡而言之,就是請在寫作過程中時常當自己是養寵物前,「停一停,諗一諗」。時刻聯想,對寫作必有裨益。

四、欠缺闡釋
線性思考造成的另一結果,就是忽略了深入敘述的需要,令文章只予人蜻蜓點水之感,未能深中肯綮。這問題跟「我手寫我口」理論的影響又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由於以說話傳遞訊息往往力求簡潔清晰,故較少需要自發性的闡釋。所以當書寫內容是欲說之話,文章自然是精簡有餘而闡釋不足。

文章欠缺闡釋,一方面令敘述不夠深入,另一方面也無法藉詳略交替之法使有起迄之感,結果就是令作品變得平平無奇。當然,詳略的抉擇須視乎作者自身的想法,但身為一個寫作之人,最少應該知道文章總要有詳寫之處。筆者實在難以想像通篇略寫之作能予人任何驚喜。

香港學生寫作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對概念或事物加以有效的闡釋。例如寫到茶餐廳吃下午茶,茶餐廳總是位於「樓下」,人物大多只寫「自己」,連「夥計」、「老闆」和「其他顧客」也少有提及,食物只是「好吃」與否,因為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如何好吃」,而總結式的感受也許是從別處抄來的「有香港本土特色」,但就請別追問甚麼是本土特色了(他們不會懂得這種特色的邊緣性)。結果就是只能傳達文字載有的訊息,卻無法讓讀者感同身受,這樣實在很難稱得上是好文章。

其實闡釋的方法有很多,交代細節、舉例、加添主觀評價或轉換角度重寫等都是不難掌握的技巧。筆者相信現今香港學生們並非沒有闡釋的能力,而是在寫作過程中欠缺「需要闡釋」的自我提醒。換個角度看,這也可以理解為他們只顧自說自的而漠視將要讀的人能否確實掌握其感受。

跟運用聯想一樣,要培養闡釋的習慣也要從思考方法入手。在寫作過程中,學生應該嘗試從讀者的角度出發,設想該怎樣敘述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確切地傳達予讀者,並由此理解闡釋的必要性。當漸漸把闡釋習以為常後,寫作的人應能開始了解到各種敘述方法之間的效用差異,能以此為準則考慮該運用哪種手法,就是已漸入佳境的證明。

結語:為寫作建立一套獨立的思考模式
從以上所論四大問題可見,香港學生在說話能力並非出類拔萃的前提下過份理所當然地把說話與寫作等同化,是他們寫作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他們缺少對敘述對象的消化和對準確性及具體性來說必要的自發思考。上述兩點就說話而言並非必要,但對寫作來說卻極為重要。這很能說明為何沿用「我手寫我口」理論會對香港學生的寫作構成負面影響。

基於說話與寫作各種差異,筆者奉勸各位儘快放棄「我手寫我口」理論。取而代之,有志改善寫作的人應建立獨立於說話的寫作思考模式,讓考慮各種敘述角度、尋找闡釋空間等原則成為習慣。落筆寫每一句前都多想一點,抑制盲目遵從第一印象的惰性或衝動,是循這方向改善寫作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