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派性小眾的啟示

原刊於《輔仁媒體

城邦派的中出羊子籌備參選今年區議會,近日於Facebook上公開漢服女裝的宣傳照,立時招來一些針對其服裝和外觀的批評,甚至是一些時常自稱本土派的人,也加入指責羊子此舉會破壞本土派的形象。香港人性保守從來都不是新聞,羊子的跨性別形象成為反對者攻擊的目標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已沒甚麼討論價值;倒是一眾高舉性別平權的團體對羊子長期因跨性別形象被攻擊所作的反應,甚有分析、解構的價值。

 

在眾多性別政治事件中,如佔領期間女示威者被非禮、陳雲指石佩妍「升級」,以至陳志全在地鐵被辱罵性取向等,我們往往能見到一眾以性別平權為宗旨的組織的身影。除了在Facebook發聲明譴責外,有些甚至會事後舉辦座談會借事件宣傳平權訊息。有趣的是,當被攻擊的是本土派的羊子時,這些組織卻總是不聞不問,從未有因羊子的跨性別身份被攻擊而給予同樣力度的支持。

 

單是今次漢服女裝宣傳照,筆者就至今仍未見到任何一個性別平權組織公開提及此事,更遑論從平權的角度維護羊子易服的跨性別行為。對於這些組織的厚此薄彼,筆者只想到兩個可能性:(一)它們認為羊子的行徑不值得支持,及(二)它們不希望因支持羊子而被誤會為本土派。不論是哪一個原因,都揭示了當下香港性別平權組織的一些心態。

 

如果這些組織因不同意羊子的行徑而對其因跨性別身份所受的批評置諸不理,這不但是對人不對事,更是以「性小眾代表」的話語權打壓自己群體中的弱勢,是最根本的自我打倒。香港的性別平權運動一直存有路線分歧,如「彩虹行動」有時也會被其他組織覺得言行過於出位和激進,但這並不代表它們能因此而對針對「彩虹行動」的、有違平權底線的攻擊視而不見。同樣道理,即使羊子平日的行徑再不討好,一個貫徹自身宗旨的性別平權組織也不可能任由性保守人士攻擊其跨性別身份。

 

平權的理念本來就因弱勢社群的存在而生,如果打著為弱勢發聲旗號的平權組織因不同意群體內個別人士之行徑而不為他/她貫徹自己的根本理念,從結果而言就是以「弱勢代表」的話語權打壓「弱勢中的弱勢」,根本連當平權組織的資格也沒有。

 

而如果那些性別平權組織是不希望因支持羊子而被誤會為本土派,那它們比它們所批評的「恐同」人士其實也好不了多少。真正了解性別平權之人,自會明白所謂「恐同」,從來不只是鬧人「死基佬」那麼簡單;即使是宣稱「撐同志」的「直人」,如果覺得要在支持同運之前先澄清自己的性取向,以免被人「誤會」為同性戀的話,其實也已經是一種恐同心理,希望跟同性戀的標籤保持距離。

 

不希望被人誤會為本土派的想法,某程度上也是出於相近的「恐本土」心理。一眾性別平權組織跟社運左翼和泛民過從甚密,甚至人事上有所重疊,從來不是秘密,所以如果是社運左翼或泛民中的性小眾受攻擊,這些組織總能放心聲援,不會擔心因此被人「誤會」是支持社運左翼或泛民。但如果當被攻擊的是本土派的性小眾,就要在聲援前考慮會否被人視作本土派,其實就是將與組織宗旨無關的政治立場凌駕於組織宗旨的實踐之上。「恐本土」心理作祟至不願為本土派的性小眾就性別平權問題發聲,如此性別平權組織,其實也沒甚麼資格指責別人恐同。

 

剛因瀏覽一些性別平權組織的Facebook而得知有個叫「Pink Dot」的同志平權活動,從活動照片看見,星光熠熠,倒是更讓筆者想起羊子月前的一句話:「當你在媒體上看到的基佬都是身光頸靚高學歷高收入時,其實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基層基佬,相約於『漁塘』唔戴套唔用KY走入廁格屌屎忽,屌到D屎同血出晒來。」

也許羊子的存在本身,以至其一言一行,都是對這些組織的一個最大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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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香港文明反殖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在後殖民研究已成世界潮流的當下,還將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反殖」作為主張搬出來,可能已被一些人認定為不合時宜、倒退。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特意在被認定是後殖時代的當下提出反殖,自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因為當下是殖民時代——並非「仍」是殖民時代,而是一個前所未見、比往日殖民更猖獗、更貼近「殖民」字面意思的真正殖民時代。

在香港,後殖研究者往往與一眾中華民族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批評本土派針對中國來港移民和旅客是狹隘、排外,覺得本土派的主張僅為以仇恨煽動出來的空洞論述;論者附會國外後殖研究對「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指斥本土派只不過是在複製自己的敵人。從反殖即抵抗外來政權宰制的角度看,本土派針對中國和中國政權的主張當然可以是香港反殖運動的一部份(即使大部份本土派仍未直接以「反殖」為口號),但這並不等於後殖研究針對上世紀「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能適用於香港。

 

反殖運動批判背後的反資本主義論述

後殖研究認為反殖思想過於狹隘,主要是由於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往往傾向訴諸種族主義和只針對政治上的殖民。上世紀反殖運動一般視獨立或殖民者的撤離為殖民的終結,獨立後卻往往延續了殖民時代的獨裁統治和剝削,而這些問題又經常在反殖建國的「大業」下被忽視,以至殖民統治遺留的種種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換言之,反殖運動之所以被批評為狹隘,原因在於歷史上一些反殖運動只在名義上結束了殖民地的身份,卻未有正視殖民統治對一個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

獨裁統治、性別歧視、種族衝突,以至貧窮、內戰等,是不少後殖民國家的人民仍然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後殖民國家又大多是一般意義上的「第三世界」國家。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影響,一些後殖分析指出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犯關係,認為「殖民階級」對殖民地的宰制乃為本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服務;而反殖運動的帶領者,卻又往往是殖民地中與殖民者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精英階層,他們實質捍衛的是其階級利益,以至殖民地基層這群「無產階級中的無產階級」,根本無法真正受益於名義上殖民統治的終結。

後殖研究中的「經濟殖民」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針對的正是富裕資本主義國家或與它們有密切關係的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在殖民時代結束後透過經濟力量對其他國家進行宰制,而此種宰制又往往有與這些國家統治階層的共犯結構與其中。即使後殖理論者對環球資本主義是否就是萬惡之源仍意見不一,但他們大都同意環球資本主義是理解後殖民狀況下各種問題所必須注視的因素。因此,後殖研究會認為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單將矛頭指向殖民者,根本未有真正對準問題核心,反而令抗爭的力量無法有效觸及前殖民地獨立後所面對的種種難題;而這些難題,或多或少都與資本主義撇不了關係。

如是者,由於在後殖研究者眼中殖民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千絲萬縷,研究背後的人文關懷往往令他們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批判態度;而無法有效針對相關問題的反殖運動,亦由此被視為過於狹隘,成為同被批判的對象。

 

只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狹隘

若了解反殖運動被後殖研究批為狹隘的原因和其政治經濟脈絡,則可明白相關批判對在香港發起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適用。首先,與世上大部份經歷反殖的前殖民地不同,香港從未成為環球資本主義的「受害者」。相反,作為全球三大國際金融市場之一,以及不少跨國企業的亞太區基地,香港一直被不少左翼份子批評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九十年代香港學術界所討論的「北進想像」[1],正是基於香港的資本主義成就,搬來後殖研究對殖民和資本主義同謀關係的論斷,將香港在中國投資、設廠等行為視為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

「北進想像」的討論雖然已不復見,但背後對「殖民」的理解或可在中華民族主義荼毒之外進一步解釋香港後殖研究者對中國殖民(較諸英國殖民)的寬容態度: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對殖民的批判不應忽視資本主義的運作,因此研究取向不應忽視受(香港有份的)資本主義入侵而成為「受害者」的中國人民;中國既是資本主義下一定程度的「受害者」,一切只針對中國而不批判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自然是「狹隘」。

這種邏輯的盲點是,既然香港當下面對的殖民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為何香港的反殖運動仍要因沒反對資本主義而受批判?說穿了,其實是受左翼思想影響太深的一些香港後殖研究者,在前設上就無法接受資本主義價值(和與之相關的「國際化」)可以成為香港反殖論述的一部份甚至反殖的手段。不反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也許不合後殖研究者的心意,但不代表這就是原罪。

即使撇開資本主義不談,後殖理論批判反殖狹隘的最根本策略,是指責反殖論述以敵我二元之別理解時局屬虛無和自我局限,犯下「冷戰思維」的原罪。不少香港後殖研究者批評本土派依賴對敵人的想像來團結香港人是空洞的民粹[2],不是族群意識的真象,無助於建立真正的香港主體意識,由此得出視中國為敵人乃狹隘、不可恃的論述。

然而,中國作為殖民者絕非空洞或虛無的概念。筆者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已解釋了中國的殖民政策乃實質而有意識地推行,而中國籍的移民特權正是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對香港進行字面意思的殖民。反殖之所以迫切而有必要,正是因為殖民者仍然存在,赤裸裸地確實存在,當此之時仍說「敵人就是自己的心魔」之類的和稀泥之辭,才是忽視現實,在效果上瓦解反抗殖民的力量。

而即使須針對中國殖民作出反抗,視中國為敵人亦不等於就是狹隘。不同於大部份前殖民地以尋回被殖民前的本土歷史文化為反殖策略,任何針對中國的香港反殖運動皆不可能訴諸與殖民無關的傳統「原生文化」和「原生族群」,因為即使是香港文化中最原生的部份,也是於英屬年代在政權不干涉主流華人文化下發展出來;而香港大部份人口更是移民後代。香港作為一個民族,其文化和人口確有一大部份發源自其敵人的國土。但只要我們不只視之為事實,而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則因歷史而出現的文化混雜便可成為反殖的策略。按照此策略,國際化本身就是反殖的進路,難以稱得上是狹隘的論述。(事實上,中國不斷以本質化的文明體系自居於世,才是極狹隘的文化觀,香港長遠來說可能需要考慮借混雜下的其他文化、文明體系進行「去中國化」,才可真正解殖。)

因此,一般後殖理論中的「(被殖 + 傳統)本土vs.(殖民 + 資本主義)全球」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面對的處境可說是「(被殖 + 資本主義)本土 / 全球vs.(殖民 + 傳統)中國」,幾乎前所未見。

 

反殖在香港是一場「第一世界」反殖運動

在反資本主義的思維影響下,殖民時常被論斷為「『第一世界』壓迫『第三世界』」的一種方式,故在很多左翼份子眼中,香港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一份子,不可能在廿一世紀的當下被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殖民。但既有理論框架無法認知,不等於在現實中不存在,香港這個「第一世界」城市,確實在英屬年代結束後被中國以更猖獗的方式殖民。

如果說殖民即殖民者對殖民地進行權力宰制和資源挪用,香港作為「第一世界」城市的資源,除了地理位置外,就是其因經歷英屬年代而獲得的法律制度、管理經驗和國際名聲。這些資源正被中國透過最原始的政治宰制不斷挪用(如用作人民幣離岸中心和作中國企業集資之地),卻諷刺地因為這些被宰制挪用的資源正是令香港被視為比中國先進的原因而使人直覺上傾向否定香港被中國殖民的可能;亦由於相關資源與一般「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天然資源種類不同,是人為的資本,令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和左翼人士有更多反資本主義論述去淡化中國殖民香港的事實。

在全球反殖浪潮結束、殖民相關理論已逐漸轉向分析環球資本主義造成的「新殖民主義」的當下,中國還以最原始、最赤裸的政治宰制方式殖民香港,卻反因這方式過於原始、落後於學術潮流而避開了理論的批判——學者大概不欲承認在世界各地皆已過時的反殖論述在香港有更強的解釋力。而「第一世界」城市針對被「發展中國家」殖民而出現的反殖主張,更難輕易地從既有的殖民歷史去消化、理解。

學理的更新需時,但實際的反殖迫切,在香港進行無甚先例可循「第一世界」反殖運動,難以完全避免不完善之處,在將來完成反殖後絕對可以成為反思批判的對象。但香港既為「第一世界」「文明」城市,情況與上世紀反殖浪潮下的大部份「第三世界」殖民地不同,對反殖浪潮的批判就不應先驗地應用於香港。在如此不同處境下的反殖論述,其可能性不應被輕易抹殺。

 

註釋

[1] 見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2] 例子可見羅永生,〈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4-3-2015:「更重要的是,這系列的本土族群主義行動,根本沒有一套一貫的關於何謂『香港人』的定義 。但弔詭地正因如此,卻可以令附從者分享那種民粹式批評修辭帶來的亢奮,抒發生活被『大陸人』這個『他者』形象不斷擠壓所帶來的不滿。」;許寶強,〈做「不可能」的事 ——克服犬儒民粹的公民抗命〉,刊於《評台》,24-12-2013:「排外民粹的政治論述,往往只開列出『勇武抗爭』vs.『和理非非』等兩類極端的選擇,借助或鼓吹的是一種簡單的敵我邏輯,提出不排外就是賣港,談普世價值就等同離地『膠』,剩下的只能是一種本質化了的『本土』身分政治,這與『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論述,表面上好像南轅北轍,其實卻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互通互補的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和論述環境下,香港的政治文化也趨向兩種極端,或是像西歐一樣,唯一仍未減退的政治熱情,就是排外反新移民的『本土』力量,另加上香港特色的『愛』字頭集團,幫港府出聲,共同營造的是民粹政治暴力,包括語言和物質上的;又或是令民眾變得犬儒,從公共政治領域中退卻,至多成為冷嘲熱諷的花生看客,耗盡了民眾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和能量,令香港走向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秩序。」

「解殖」下的勾結共謀

collaboration

(同時刊於《本土新聞》)
*本文標題中「勾結共謀」一詞,取自羅永生著作《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2015) 書題

在中國明顯地全方位對香港實施殖民政策的情況下,很多香港人仍然不察可以或應以殖民的角度看待這些政策,筆者早已說過,是一種「認知殖民」[1]。「認知殖民」之所以可能,一方面當然是由於「大家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主義洗腦,與此相關的另一方面,其實亦因為英國作為九七前的殖民者這一事實過於明顯和理所當然。

說它過於明顯和理所當然,意思是作為香港過去反殖、解殖和後殖研究的對象,它是一個最安全和沒爭議性的基礎。因此六七暴動可以被定性為反殖,主權移交是殖民終結,而英殖的完而不了則是長年的後殖研究和譴責對象。在認知上,英國作為殖民者這一事實越沒爭議,英屬年代之後不再是殖民此一假設就越理所當然,探討「英國殖民之後」和其「完而不了」的香港後殖研究就越可以放心進行。換言之,當英殖在香港被視為殖民的全部,「殖民」一詞自身就變成中國殖民的工具,因為中國對香港的種種壓迫,都不會被認知為殖民;而在這情況下仍以英殖和其影響為分析、解構對象的香港後殖研究,則有意無意地成為中國殖民的同謀。

 

以「延續」角度研究殖民是忽視現實

後殖研究認為殖民往往「完而不了」,因為其影響和遺害在政治上的殖民統治終結後仍然非常深遠。換句話說,後殖研究本身就有將「殖民之後」的現象歸因於殖民時代、視該些現象為殖民影響延續的傾向。然而,中國之於香港,絕非單是延續英殖的政權,而是一個有其強烈主導意識和全盤殖民計劃的全新殖民者。中國殖民香港的例證,罄竹難書,僅以三例略作說明:

  1. 中國籍的移民、居港特權

首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列明獲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條件,要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持中國籍者比非中國籍人士容易得多。當中國籍的定義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而非任何香港法律決定時,中國實質上已宰制了居港權誰屬。

而在行政上,大部份中國籍移民所藉以來港的「單程證」制度,與非中國籍移民不同,完全沒有任何資產審查制度。政府與一眾左膠常以「家庭團聚」合理化新移民來港,所淡化、掩飾的事實是非中國籍人士要來港家庭團聚必須經資產審查,持中國籍者卻可免卻一切相關審查,完全是一種國籍特權,讓中國這個殖民者可更容易以其本國人口對香港實行字面意思上的殖民[2]

  1. 語成為次等中文

「普教中」政策本身就是一種殖民教育政策,因為其目的在於令中國的官方語言在香港成為優於主流香港人母語——粵語——的正統語言。更甚者,隨普教中而來的教師交流計劃,更造成本地中文教師單因母語不是普通話就須向中國教師「學習」的現象,效果正是鞏固「母語為次等」的殖民地意識[3]

  1. 打壓香港代議政制

這其實是自主權移交起(甚至之前)已出現的殖民政策。單是以「行政主導」為名以《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限制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已令香港的立法機關比英屬年代權力更少。而董建華廢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代之以食環署和康文署,將原屬於議會的權力收歸政府行政部門,更是破壞英屬年代逐步建立出來、有培養議會民主政治人材作用的「區議會-市政局-立法會」三重代議政制。

 

上述例子說明,中國對香港的殖民,絕非英國殖民的延續,而是有殖民者自覺和計劃下的新的殖民壓迫。在「認知殖民」下,說主權移交不過是一個殖民者換成另一個殖民者[4]也許已讓人覺得想法激進,但事實卻是,中國作為新的殖民者比英國有更徹底的殖民政策和計劃。在這情況下仍然以英國殖民的延續來看待當下的中國殖民(甚至不承認中國在殖民香港),只會成為後者的幫兇。

 

官方與學術界兩種「解殖」論述的共犯關係

中國對香港所施行的種種殖民政策,不但較英屬年代的更符合字面意思上的殖民,當中不少更諷刺地是在一種「解殖」論述的支持下推行。例如以改善學生中文為由推行的普教中(但其實根本無證據顯示普教中有助改善中文),改善中文往往是「改變英屬年代遺留的重英輕中現象」論述的一部份;而中國籍的移民、居港特權,則在「回歸中國、脫離殖民」的大敘事下被合理化。這可說是一種官方的解殖論述,將主權移交後的政策轉變詮釋為重新令香港認識自己為「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事實」的工程。

這套官方的解殖論述,雖然未必為所有人認同,但直至「大家都是中國人」等說法近年被本土派直接質疑和否定之前,基本上從未受到實質的挑戰。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學術界中後殖研究者所說的「解殖」,與官方的解殖論述沒有正面或必然的衝突。

正如前文所言,後殖研究者所言「解殖」,所解之「殖」僅指英殖和其殘留影響。他們或會批評香港人在主權移交後未有建立自主意識,但最終仍會歸咎是英屬年代的去政治化所造成的遺害[5];他們或會批評政府的政策並非真正解殖,但理由始終是該些政策未能擺脫英殖遺留的枷鎖,或僅是延續英屬年代的殖民政策[6]。即使是香港後殖研究者中同意中國也是殖民者之人,也只將中國殖民的討論局限於繼承、延續英殖,而從未承認單程證制度、普教中等政策是全新而非延續的殖民政策。

事實上,香港學術界的解殖論述,真正針對的是香港人的所謂「戀殖情結」——批評香港人欠缺自主意識(罪魁禍首當然又是英殖),因此在不滿現況時只懂懷緬英屬年代,妄想回到過去,而不是從「香港人主體意識」角度思考解決方法[7]。之所以不應懷緬英屬年代,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那是殖民統治,一旦對殖民時代有所留戀,就難以走出「殖民陰霾」。

因此,一方面後殖研究者與政府皆同意「解(英)殖」是正確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後殖研究者從未將整套官方的解殖論述視為須被解決或化解的中國殖民政策一部份;更甚者,學術界的解殖論述所針對批評的,不是中國殖民,而是香港人對中國殖民壓迫的反應——懷緬英殖。從效果而言,學術界的解殖論述最多只是指出官方解殖論述的不足,卻令「解(英)殖」的政策大方向更為鞏固。結果就是,「解(英)殖」成為一個論述霸權,淡化、遮掩中國作為更徹底的殖民者的身份,更剝奪、否定了香港人藉已終結之英殖抵抗當下中殖的可能性和選擇權。

總括而言,解殖論述作為後殖民研究的重要部份,本身其實就建基於殖民的「完而不了」和殖民影響的延續,是故才會主張在政治上的殖民統治終結後繼續在其他層面上「去殖民化」。樂見(甚至是刻意導致)英殖被認知為香港所受殖民之全部的中國,自然希望香港學術界用延續、殘留的角度去分析「殖民」的影響,因為效果上這種狹隘、有違事實的「殖民」定義絕對有助鞏固中國對香港的「認知殖民」。當多年來香港後殖研究者所進行的本土身份認同研究從未導致香港民族意識的真正發展時,中國殖民政權和香港後殖研究在論述層面的「勾結共謀」,早已可見一斑。

 

註釋

[1] 詳見筆者文章〈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二重殖民〉,25-7-2015

[2] 可參閱何鈞泰,〈《基本法》帶頭國籍歧視 歧視條例檢討為虎作倀〉,本土新聞,23-8-2014 及 〈殖民處境下的《種族歧視條例》修訂——反駁那些所謂「釐清」〉,本土新聞,10-10-2014

[3] 可參閱〈教育全方位滲透 香港族群大換血〉,本土新聞,28-7-2014

[4] 最先提出此理念者為周蕾,見Rey Chow,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 in Ethics After Idealism, 199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149-167

[5] 例子可見許寶強,〈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評台,11-8-2015:「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

[6] 例子可見羅永生,〈文化政策如何解殖〉,香港獨立媒體,22-9-2012:「回歸之後,歷屆政府都未能提供基礎,讓社會尋求後殖民身份和文化定位的共識,而只是接二連三地拋出高、大、空的願景,未能根治因為香港是「被動地回歸」中國所帶來的主體性未完整狀態,致使文化教育政策多番進退失據,先則有教學語言的混亂,後有「國民教育」所引起的風波。

這些政策錯失的原因,都源自香港的積習自殖民體制的文化教育官員,並沒有真正面對香港脫離殖民地過程的特殊性,也未有警覺「文化回歸」論背後的國族化、國民化、融合論思維,只會強化一種可以摧毀香港本身的文化多樣性、多元傳統的暴力。」

[7] 例子可見羅永生,〈中文版序〉,《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201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ix-xiii

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二重殖民

dual_colonisation

筆者在《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說過,面對當下中國對香港的殖民,當務之急是反殖,而不是搞批判、解構殖與反殖的後殖民研究。由於處境不同,將有反殖經驗基礎的後殖民理論挪用到未曾經歷反殖的香港,結果只會因打壓反殖於萌芽階段而成為中國殖民香港的幫兇,這卻正是過去三十年香港後殖民研究的政治影響。

香港的後殖研究者總愛說「解殖」,但當中國殖民仍然每天發生,而不像英殖一般是他們口中的「幽靈」時,被解構、化解的只會是英殖。筆者體諒他們大部份是深受中華民族主義論述影響的上一代,也許已將此論述內化至變成種族主義者而不自知,以致不察自己對中國殖民的認識完全不夠深刻(卻又總是覺得他人對英國殖民的了解太膚淺)。

 

第一重殖民:殖民政策與殖民論述

其實已越來越多人開始察覺到,香港的政策已變得考慮中國人多於香港人的利益。從《基本法》、人口入境政策,到經濟發展、基建採購、教學語言政策、學位分配等,香港政府無一不予中國人以優待,本地香港人反成次等。單是入境政策中的中國籍特權(居港權、無資產審查的家庭團聚、「優才計劃」等)已符合字義上的殖民,而普教中和以融合為方向的經濟政策與基建,更是在刻意建構本地香港人依賴、從屬宗主國的身份。這一切皆在「回歸『祖國』」、「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藉口下進行,卻明顯是一個受殖民者操縱的殖民地才會出現的、打壓本地人的政策。

另一方面,那套「香港應把握中國機遇」的說法,自貶香港於依賴、寄生的位置,削弱香港的個體自主意識,以大中國意識合理化中國人在香港的特權,本身就是一套殖民論述。那個本土派一直在鬧的「內地」一詞,含意亦是香港是中國領土卻又在中國這個主體之外,用後殖民理論的辭彙,是「自我他者化」,不讓香港成為以自身為中心思考、決策的個體。

筆者覺得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不可能察覺不到上述種種中華民族主義下的殖民行為,但卻總避免以殖民之名稱之,反映的其實正是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另一重(後設)殖民。

 

第二重殖民:後設的「認知殖民」

雖然近年來中國殖民的證據接二連三,但一說中國殖民香港,仍有很多人下意識會覺得匪夷所思,本能認知上有所抗拒,其實都是同一個原因。「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中華民族主義,不但合理化種種中國人的殖民特權,更同時禁制被殖民的香港人將整個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筆者在《歸英與再殖民迷思》中已說過,「血濃於水」的漢族種族主義觀令香港人「潛意識中為殖民僭建一個經不起驗證的種族條件──成為同種族政權的屬地不可能是殖民地」。所謂「黑眼睛、黃皮膚」的中華民族主義,其實只是漢族種族主義的代名詞,結合名義上的(英國)殖民終結,從意識層面上就制止人們將「英殖之後」理解成是殖民。

後殖民理論傾向將「殖民」視為一種可以是非歷史的、分析性的權力關係——一方對另一方的宰制——是以有「文化殖民」、「經濟殖民」等辭彙。按此邏輯,中華民族主義剝奪香港人將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的能力,也是一種後設的「認知殖民」——對香港人就「殖民」一詞的認知進行殖民權力宰制。換言之,中華民族主義一方面是中國對香港殖民政策和殖民論述的基礎,另一方面卻又同時防止或制止我們將這些政策和論述稱為殖民,是故即使很多香港人察覺到政府政策和言論不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仍甚少人會說中共和港共政權之於香港是一個殖民政權。

 

不察「認知殖民」的香港後殖民研究

筆者堅持香港要反殖並暫時排斥後殖,最大的原因就是只有直接的反殖主張和運動,公開地將中國視為殖民者再加以抵抗,才能打破多年來從未被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察覺或正視的「認知殖民」。後殖民理論常強調要意識到殖民權力對人們的多重宰制,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卻偏偏忽視自己和眾多香港人在中華民族主義下所受的認知宰制,甚至連提出這可能性以討論的洞察力也欠奉,這對後殖民研究而言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上一代受民族主義影響之深,未能擺脫中華民族主義的宰制,筆者雖然體諒,但多年來的香港後殖民研究一直在這種「認知殖民」下進行,結果就是明明用上後殖民辭彙和論述卻完全未有討論中華民族主義造成的殖民,令它得到「後殖民之外」或與殖民無關的地位,變相鞏固中華民族主義的影響力,成為中國殖民的同謀。

無法意識到「認知殖民」的存在,對後殖民研究而言,對「解殖」而言,都是一個自我打倒的悲劇。打壓反殖論述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常說要「解殖」,卻從未(能)解自身這認知層面之殖,原因其實很簡單,當下能針對「認知殖民」進行解殖的方法,唯有反殖。

從後殖前往反殖

香港的後殖民研究,發展已近三十年,在香港學界中,特別是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領域,已是不得不讀的課題。惟香港從未經歷真正的反殖,而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亦不是香港人爭取回來,使香港的情況跟世界上大部份其他殖民地不同。既有的後殖民理論在香港的適用性,當然是一個學術議題,但從「情況不同」推導至「理論適用性」的討論,則其實令人忽略了一個更後設的問題:「情況不同」會否令後殖民研究自身成為殖民的幫兇?以「後殖民」為理論範式審視香港,討論後殖理論的適用性,會否正因令人忽略這個後設的後殖民問題而自我打倒?這是後殖辭彙充斥於香港知識份子之間的當下,需要正視的問題。

香港後殖民研究令「香港民族」和「香港獨立」缺席

由於香港跟大部份殖民地不同,在「殖民之後」不是獨立或以民族自決的方式與其他國家組成聯邦,而是成為另一國家的屬地(或「回歸」),如此特例往往令香港成為為後殖民論者提供不同視角的踏腳石,以應用、審視和更新既有理論。

既有理論的適用性,本身就是後殖民研究之於香港的其中一個爭議點。大部份後殖理論皆旨在解釋和批判殖民權力關係的完而不了,例如以「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的方式延續,或新的民族政權原來只是殖民權力的繼承者等;反觀香港自八十年代起的後殖民研究卻與研究香港人的獨特身份認同重疊,所謂打破香港乃「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迷思,雖是肯定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卻在一大堆的理論應用和批判中有意無意地令「香港人是否一個民族」這重要問題長期缺席。

香港後殖民研究中最常見的理論,是「混雜」。認同者往往以「香港乃中西文化混雜之地」為論述,審視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建構和發展:反對者則力證「混雜」之說過於簡化,隱沒了文化背後的權力關係,成為持有權力一方的同謀。本土身份和文化認同,往往圍繞著「混雜」理論的適用性,進一步者可能會討論混雜以外香港是否有原生文化,但最終討論的,是香港和香港人,如何有別於中國,或在「中國性」以外,還有甚麼。「香港人當然不是英國人,但也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因為……」,如此論述所反映的,是基於香港主流人口種族為華人,而「華人」和「中國人」多年來一直被有意無意地混淆,定義「香港人」時要用上「中國人」作定位因而成為很多人的當然認知。而文化混雜的其中一方,亦是中國文化。

這種以「中國性」為基礎的視角,假定了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的不同並非應然,認為如非歷史偶然香港應會與中國其他部份一樣。這其實又是一種「大家都係中國人」的假定,令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和「中國是外來殖民者」的人,要承擔論證的責任,去反證「香港人是中國人」的當然認知。後殖民研究或有解構家國想像的努力,但強調後殖民處境的文化複雜性,結果卻是從假設上否定以香港獨立為應然狀態去看待中國的視角。(後殖理論解構獨立,甚至為香港的「主體視角」分析中欠缺主權獨立訴求提供理論基礎──很多前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問題,所以香港不獨立本身不是一個問題。)

沒有反殖基礎的後殖研究

歷史上後殖民論述的出現,由反殖運動的遺留問題和盲點所引發,認為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並不等於殖民權力關係的消失,故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反殖運動後出現或繼續存在的各種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所產生的現象。由此衍生的,是透過研究權力的複雜性,去重新審視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殖民,當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

但香港從未發生真正的反殖抗爭,反而「香港人」的身份某程度上是六七暴動後英屬香港政府為維持統治而刻意經營出來的產物。而(英國)殖民的終結,與任何反殖運動無關,是中共利用當年學聯等學生組織的中華種族主義思想與英國談判得來的結果,而香港甚至被拒絕於這談判之外。香港的後殖民研究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在這情況下,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傾向將英殖的結束(或將會結束)本身視為傳統意義上反殖的完成(又或直引Ackbar Abbas之言,指香港的「後殖民性」先於「去殖民性」),以論證香港的後殖民狀態,作為後殖民研究的基礎。如此研究所推向的結論是,(後)殖民權力結構複雜,而香港的(後)殖民權力結構更為複雜,敘述香港的故事時應小心別成為隱沒這種複雜性的同謀。

這種結論符合後殖民研究的解構、批判傾向,在學理上未必有問題,問題是在沒有反殖的歷史基礎下,解構、批判所要回應的對象,就似乎與香港以外的後殖民研究不同。且看羅永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末段所言: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

如此論調,當然符合後殖民研究的傳統,不過他所批判的「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在香港的情況下,是在連「敵人」都還未打倒的時刻進行。羅永生所回應的,明顯是陳雲有份製造出來的族群政治論述,欲警醒香港不要在反中國殖民時重蹈過去其他依賴族群政治反殖的殖民地的覆轍。問題在於,所謂的「覆轍」並未存在,因為香港尚未出現反中殖運動,亦未成功結束政治上的中國殖民。相較於其他前殖民地在成功反殖後以後殖民研究反思反殖的不足,在香港提出這種後殖民論調是在反殖之前就先作批判,這不是以後殖反思反殖,而是借後殖將反殖扼殺於萌芽之初。同樣的後殖民論調,在不同的處境下,意義完全不同。

後殖民研究著重「主體」而批判簡化的「民族」,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後殖所要批判的反殖背境的一部份——建基於前殖民地的後殖民研究是以該些前殖民地藉民族主義成功反殖獨立為處境和前提。但正如前文所說,「香港民族」的概念長期缺席,過去近三十年的後殖民研究,羅永生等人一直積極參與,卻從未研究過香港作為一個民族的可能性,是他們有份造成這個缺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對民族持批判態度,不肯正面探討。

換言之,包括羅永生在內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一直將後殖民研究當成防止該研究的批判對象(兼處境)出現的手段。至這對象終於因《香港民族論》而萌芽,他們當然會繼續不理處境地批判這個他們眼中的必然之惡。問題在於,如此後殖民研究,不但是在沒有反殖基礎下進行,還要是在同時全力阻止反殖成為基礎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明顯是一種已然變質的後殖民研究。

反殖之於香港不是倒退

在中國明顯是在殖民香港的情況下,因「民族」在學理上具本質化的傾向而大力批判香港民族的概念,從效果而言就是中國殖民的幫兇。同時批判「中華民族」和「香港民族」,未必能動搖根深蒂固的前者,卻必有效扼殺仍在萌芽和建構階段的後者。

也許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覺得從未出現民族反殖「污點」的香港是難能可貴的孤例,但面對中國殖民卻不容反殖抗爭,對以批判殖民權力宰制為目標的後殖民研究來說無疑是本末倒置。倘若以反殖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潮將之視為一種倒退,對後殖民論述來說亦無疑是一種自我否定——否定了多年來後殖民研究的一切影響。事實是,後殖民理論已經產生影響,即使現在香港提出反殖,也將是一種了解後殖思潮對反殖的批判但仍然決定進行的(再)反殖,是明知權力關係很複雜仍不得不將之簡化。將這種反殖強說成倒退,其實只是一種為反對而反對。

所以,如果真的信奉後殖民理論,請在反中殖成功以後再批判。筆者絕不介意在成功反殖後對反殖的種種不足進行鞭撻,但這不是將反殖扼殺於萌芽階段的理由。當下的香港,要邁向反殖。

左膠的路徑依賴


(文藝復康會《自由瓜》)

 

遮打革命一役,見盡泛民社運產業鍊的迂腐無能,從空說不做的「佔中」,到為清場鋪路的「升級」,每一項自以為是的決策,都在消耗其所餘無幾的民心。至清場之後,大半年來的政治事件,從光復行動、退聯、遣返非法入境兒童、反「大媽」舞,到近日的批評張潤衡,這群人總是選擇與行動者敵對,接連鞭撻昔日作為其動員對象的所謂「網民」,實質是脫離群眾,將自己影響力散失歸咎於群眾的愚昧。

有洞察力者,或許都已漸看出這些總是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他人不道德的社運中人,立場如何前後不一。如一方面將退聯歸咎於契丹來港學生的動員,另一方面卻又批評本土派要求削減契丹學生學位的主張;一方面以「個別事件」為由為新移民騙取綜援、契丹遊客不文明行為開脫,另一方面卻又對行動者一次「搞喊細路」窮追猛打。立場之所以不一,原因很簡單,就是失去確切論述的他們,已漸漸變得單純以本土派或行動者的對立面作自我定位,是以在不斷找理由抨擊本土派的過程中,接連前後矛盾,曝露左膠之膠。

近年來本土派的興起,得力於網絡,特別是在港視集會和遮打革命後,傳統泛民和社運人士被網絡一代離棄,失去大部份的網上動員能力,本土派就更集中於透過網絡喚起對議題的關注,結果又往往能將相關議題變成社會討論焦點。如一簽多行、水貨走私、普教中、非法入境兒童、學聯角色與存廢等問題,全都因本土派和行動者在網絡上發表主張或動員而備受社會關注,反觀泛民和社運左翼近半年來反覆重提的,來來去去都只是政改和一把黃傘。在議題主導能力逐漸一面倒的情況下,無法適應新形勢而處於被動的左膠,只能以抨擊本土派來填補論述上的空白。

左膠之膠,一在自縛於弱勢邏輯卻又偏以直覺界定弱勢,二在口說群眾充權卻沉迷於領導群眾,三在無論如何失敗都不會懷疑是自己理論出錯,是以當本土思潮覺醒,群眾不再維護他們妄自定斷的弱勢時,他們就喪失一直以來的論述基礎;在理論先行卻永遠不肯承認現有理論出錯的情況下,左膠根本就無法再就變化急促的局勢提供有用的論述,結果只能重複「我要真普選」的口號和當本土派的永遠反對派。

我們常說左膠不會面對現實,若究其因,其實是一種路徑依賴。他們固封於既有的組織系統思維,在社交網絡出現後只將之視為現實的伸延和一個額外的同質動員工具,因為其群眾理論多年來始終是同一套。與時代脫節,付出因而逐漸不見成果,轉而念念不忘自己和「同路人」的付出之多,覺得自己有的是組織群眾的經驗,理應繼續領導,然後責怪群眾不了解自己多年來付出的努力,亦責怪漸得民心的本土派偷走自己辛苦建立的影響力,將自己的脫節詮釋為多年努力因本土派的出現而付諸流水。

順理成章,這詮釋亦為他們專挑本土派的對立面站提供了的一個充分的理由:要讓社運和群眾運動重回由他們帶領的「正確」方向,就必須阻止本土派煽動群眾。但在失去有效論述的情況下,一個對左膠來說如此充分的理由則諷刺地令他們即使變得被動跟隨本土派議題設定仍然繼續感覺良好。如果不明白筆者在說甚麼,看一看那左翼21導師區龍宇的這篇文章,就能明白他們對當下時局的思維。

但他們大概是不會醒來的,因為感覺良好的下一個結論是,自己的方向是正途,無愧於人,「不讓自己變成如敵人般低劣」,成就一己之道德。如此將組織群眾運動變質成尋求自我肯定的手段,往往就是不少左膠的下場。

重看八仙嶺山火案:死因聆訊的法律、證據、人性與政治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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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八仙塵爆慘劇到十九年前香港八仙嶺大火,兩個八仙竟因一個張潤衡如此連結起來,當初大概誰也沒想過,一場他邦的塵爆,最後引發的竟是一段香港史的重構。筆者偶爾與朋友翻查昔日資料,結果亦參與其中,不得不慨歎科技與網絡的力量,讓昔日山火的大量資料,在數天之間逐一重光。資料盡在於此,筆者已無補充,但就網民對當日死因聆訊的一些疑問,還是可嘗試多說一點。

 

死因聆訊學生供詞結合張潤衡山火當天的照片,幾乎已可以肯定張是身處起火地點的其中一人。但那些照片不是當日死因聆訊的呈堂證據,裁決從未考慮那些照片。最容易想到的理由當然是當時沒人知道那些照片的存在,但實在無法證實。既然如此,倒不如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已有人知道那些照片存在,為何它們最後沒有成為聆訊的呈堂證據。

 

在此之前,有一項法律原則和一項事實需要留意,該法律原則是如果有未出席聆訊之人被質疑與死者死因有關,而這質疑又非並空穴來風,死因裁判官就須將聆訊押後,以傳召該人出席聆訊。這是普通法中「自然公義」的體現,也可說是《香港人權法案》公平審訊權利的要求。而同樣需要留意的事實是,當日近兩星期的聆訊期間,張潤衡仍然因傷留院。因此,如果張被質疑與五名死者死因有關,死因裁判官就必須將聆訊押後,待當時仍然住院的張的情況好轉至能出席聆訊作供。

 

整場死因聆訊是公開的,是以當日報章能報導每人的作供內容。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當日死因裁判官以張可能與死者死因有關為理由押後聆訊,會發生甚麼事?一宗受公眾關注的案件,法官以個別人士與案件相關但未有出席為由押後聆訊,結果實在不難想像──傳媒的焦點將會落於這仍因重傷住院的中一學童身上,然後將會有各方揣測他是否就是起火元兇,然後他的同學也會再次不得安寧。當一個名字成為一個重要聆訊押後的理由,無論最後聆訊結果如何,那個名字以至身邊的人必得承受輿論的重壓。只要當時有人拿出那些顯示張潤衡山火當天衣著的照片,與死因聆訊的學生供詞對照,矛頭定必立刻全數指向張,根本無需等待死因裁決最後結果如何,輿論就足以進行真正的公審;而在這之後,一個全身還留有五成皮膚燒傷疤痕的中一學童,還須就山火人命傷亡的可能責任而當眾出庭,接受訊問。

 

到底是否要為了可能查探得到的真相而把當時仍未康復的張祭上,如果當日處理案件之人在聆訊時已知道那些照片的存在,要考慮的就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所牽涉的計算,還有倘若張在照片呈堂、受盡輿論鞭撻後被死因庭證明清白,決策者須承擔公開照片讓無辜傷者枉受二次傷害的一切輿論反噬。在讓意外以意外作結,和為真相不惜押上自己以至一個已嚴重燒傷的中一學生的一生之間,如何權衡輕重,答案不難明白。

 

今天重看事件,有人認為當日是各方念在張年幼又受傷,對他手下留情,這說法所忽略的是,就當時來說,一張照片,一旦被法庭接納為證據,可以毀掉一個重傷學童今後的一生,又或是讓提呈照片者成為千古罪人,以此為考慮而不公開照片,到底還算不算刻意「手下留情」,也許可以相榷。

 

時移世易,處境不同,昔日的重傷學童,今天已成頭銜眾多的「再生勇士」,從早已公開多年的那些照片重新追求當日的真相,無需因押上自己或他人的一生而叩問良心;讓有責任之人承擔其責任,於情於理,無失其合。以昔日的考量束縛當下之人求真的精神,才真正無稽。所以筆者或會認同當日照片即使存在也不應呈堂,但不能以此為藉口反對網民在十九年後重構真相。只有透過法理和處境重新理解一九九六年的死因聆訊和裁決,才不至令它們成為隱沒更多真相的幫兇。

歸英與再殖民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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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各「派系」中(如果真的可以派系分),有一派主張歸英,意即認為香港應重新成為英國屬土;之所以說「歸」,是對香港曾為英國領土、主權曾屬英國的承認。相對於其他本土派學說,歸英的主張並不特別受歡迎,除了可行性的問題外,主要是因它聽起來是要回歸殖民時代,不符「反帝國主義」的世界潮流,更有違民族自主、自決的原則。因歷史似已判定殖民主義本質之惡,「再殖民」成天方夜譚,亦解釋了歸英主張所面對的困局。

歸英被視為一種再殖民,原因很簡單,香港以往是英國的殖民地。換言之,英國以往是以殖民地的方式擁有香港,故此若香港再次成為英國屬地,不論名目為何,亦很難撇除「再度成為殖民地」的認知。所言歸英,不但是主權的回歸,認知上亦包含關係和狀態的回歸,就對英國屬地種類和英聯邦歷史認識為零的一般香港人而言,歸英就是回歸九七前那種殖民地的模式和狀態。

考慮到二十世紀的反殖潮流,歸英即再殖民的想法其實也有其歷史脈絡,卻諷刺地點出為何視歸英為再殖民乃一種迷思。歷史上大部份殖民的終結往往透過殖民地在政治上的獨立完成,獨立因而處於殖民的對立面,甚至是殖民的相反詞。故反過來說,若主張成為非獨立的屬地,就等於支持殖民。但任誰也察覺到這推論的問題,特別是對香港人來說,殖民的所謂終結,從來不是獨立。

再殖民之於香港,之所以是一種迷思,原因正在於它經不起邏輯驗證:

1) 假設主權移交前的香港是殖民地,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不是(中國的)殖民地,即意味著有獨立以外的方式終結殖民,且非獨立狀態不一定就是殖民狀態。按此推論,回歸英國,成為英國屬地,也就不一定是重新成為殖民地。

2) 假設主權移交前的香港是殖民地,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仍然是殖民地,即香港從未處於非殖民狀態,既然一直都是殖民地,就談不上「再」殖民或「重新」成為殖民地。

3) 假設主權移交前的香港不是殖民地,則無論主權行交後的香港是否殖民地,歸英皆稱不上是再殖民。

明乎此,即可理解為何將歸英等同再殖民在邏輯上說不通。然而,認知所依賴的論述從來都不止是理性邏輯的產物。當主權移交後的「高度自治」被敘述千萬遍,揉合多年來「血濃於水」的漢族種族主義觀,香港主流華人自不會於直覺上將當下的香港認知為中國的殖民地,潛意識中為殖民僭建一個經不起驗證的種族條件──成為同種族政權的屬地不可能是殖民地。過不了香港主流華人直覺認知的這一關,是歸英主張的最大困局。

但時常將「解殖」掛在嘴邊的人,則應看到歸英主張的積極意義。即使是從「再殖民」的角度看,直接將歸英打為「戀殖」絕對是一種思考怠惰,武斷地將對殖民時代統治的認同理解為對殖民遺害的認識不夠深刻;「再殖民」的「再」,正正是指在明知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前提下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嘗試,是反思過殖與解殖、認知到殖民「原罪」的情況下仍然決定提出的主張。是故在學理上,如果研究解殖的人能從主張再殖民而非戀殖的角度看待歸英,他們或能離開「殖民遺害」的結論。

而再殖民本身作為一種迷思,如何將它消除正是一個策略思考的方向。正如上文所言,漢族種族主義為殖民僭建的種族條件是再殖民迷思的重要部份,因此,將近年來對「血濃於水」思維的批判指向殖民一詞或有助修正香港主流華人對殖民的認知。此外,認識英國的屬地種類和英聯邦史,亦有助改變「英屬即殖民」的錯覺。再殖民迷思解釋了歸英主張為何受排斥,故迷思的解除對歸英主張必有積極意義。

當然,既言歸英,英國的意願絕不可忽視。考慮到當下英國民情對整段殖民歷史中的大英帝國主義仍是一面倒的批判,筆者不認為目前歸英是可行的主張。但透過討論歸英而讓更多人重新認識英國的殖民和屬地史,對香港是百利而無一害。

伸延閱讀:

毛來由、Bennifornia Dreaming,〈香港,你在世上有冇同類?──香港與當代世界四個城邦的初步比較〉,輔仁媒體

毛來由,〈港人舉英治旗就係殖民奴才?——60年代的英屬香港自治城邦主張〉,輔仁媒體

毛來由,〈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輔仁媒體

毛來由,〈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輔仁媒體

程水,〈回應陳景輝:愛舊殖民主,就是愛當家作主〉,香港獨立媒體

行事有名,問責無門──論學聯的結構性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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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踢爆學聯系列後,筆者本欲收山,不再就學聯問題撰文,奈何前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為護聯,竟然公開呼籲嶺大學生就退聯投反對票,更搬出「如果制度內的人做錯,是人的問題,跟制度及團隊價值沒有直接關係」的歪理。既然如此,筆者也不留手,現直接論證學聯的這制度本身的問題。

學聯遠不止於成員學生會的聯名組織
學聯常說自己僅為各院校的溝通平台,沒有制度獨立性,是謬論。一句即可說明:所有成員學生會即使聯名共同行動,亦不等於學聯的行動。要用學聯的名義行動,就要依學聯的會章和其他規則,通過決議,方屬於學聯這個組織的行動。港大退聯後的七大學生會聲明,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只是各成員學生會以自己名義所出的聯合聲明,而不是學聯的聲明。學聯是具制度獨立性的組織,與成員學生會加起來的整體之間,絕不止是一個等號所能說明的關係。

具制度獨立性而無直接問責途徑
筆者早說過學聯是一個「光環秘書戴,責任院校孭」的組織。原因很簡單,對成員院校學生來說,他永遠無法對以「學聯」名義行事的組織問責,而只能找自己那個派「代表團」進學聯的學生會。結果就是,學聯透過間接代表的方式,可以堂而皇之對外宣稱自己在學界的廣泛代表性,但被代表的每一個人都無法有效向學聯這具自身名義的組織問責

當中的詭計,正在於有獨立制度而無獨立問責途徑。學聯所宣稱的問責方法,其實只適用於各大學生會以自己名義聯合行動的情況,例如七大學生會聲明護聯,學生如有不滿,可直接質詢自己的學生會為何未有先諮詢學生就聯署。但學聯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它不論做了甚麼,也沒有人能直接找那個名為「學聯」的組織問責。

說穿了,學聯的結構性卸責,橋妙是於「學聯作為一個組織」和「成員學生會加起來的整體」兩者之間不斷游移、偷換概念。行事時就用具制度獨立性的組織名義,被問責時卻將自己當作只是各學生會加起來的整體。既然所有成員學生會的聯名行動也不等於學聯的行動,為何學聯的責任會只是學生會的責任?明乎此,學聯的歪理即不攻自破。

剛愎自用,光環失效——退聯議案通過因由略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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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在學聯發動其建制力量,兼動用大量人脈口誅筆伐的情況下,退聯議案仍能排除萬難,以二百餘票之險獲得通過,可謂奇跡。學聯老鬼及友好立刻論斷此乃中共動員之故,極盡無賴抹黑之能事,則在意料之中。依附社運建制太久,跟不上時代變遷,故而大找藉口以拒絕認知,沒甚麼好出奇。

 

中共動員支持退聯之說,其荒謬者,在於可信性比說中共動員反對退聯更低。共青團員叶小姐所屬的幹事會候選內閣「Smarties」,打正旗號反對退聯。除非硬要說共青團不代表中共,否則若中共有動員為叶小姐助選,在退聯議案的投票中,被動員的也會是反對而非贊成該議案。只有不願面對當下時局現實之人,才會可笑得把中共動員說成是退聯議案通過的理由,因為如果中共真的有動員,他們先要解釋的,是反對的票數。

 

退聯成功,發起整場運動的退聯組當然應記一功,但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他們的角色其實非常被動。真正為退聯帶來曙光的,其實是學聯自身和其友好——是他們的有恃無恐,使學聯走上敗路:

 

一、抹黑失敗,光環不敵

退聯組出現之初,學聯勢力不以為然,只以一如既往的共諜論將退論組打為中共派來的奸細,以為憑藉重提2006年的中共退聯陰謀就能輕易地令眾人相信今次也是中共所為。他們失算的是,梁振英會公開批評《學苑》和《香港民族論》,為退聯組中的前《學苑》編輯王俊杰和李啟迪添上不亞於學聯的光環,共諜論不攻自破,使學聯此仗全敗。事實上,有留意網媒報導的都可能知道,李啟迪是在港視集會時喝止陳璟茵搞分組討論的人,他亦是佔領期間金鐘天橋事件的參加者,直接迫使「大會」開放大台。學聯對這樣的人使用抹黑戰術,當然只會有反效果。

 

更甚者,相對於在港大先後任《學苑》編輯和學生會幹事卻無甚顯著建樹的周永康,其《學苑》下莊製作〈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輯,又出版了因梁振英而風靡一時的《香港民族論》,在港大學生眼中隨時更具個人魅力。歷遮打革命失敗和有線訪問事件,周永康的光環早已所餘無幾,而學聯另一港大代表梁麗幗又刻意在退聯一事上保持中立,實令學聯最擅長的光環戰術也起不到效果。

 

二、剛愎自用形象日深

學聯在遮打革命後期連番失敗,卻仍死攬只懂拖後腿的佔中三子和五方平台,早已在學界中埋下不滿情緒,認為學聯不理年輕勇武行動者的意願,自恃有hehe團死忠fans就不理民意,只跟一群無心戀戰的老屎忽共事。至周永康先被《有線新聞》指假意升級乃為證明升級無用,後被《明報》起底指家境富裕,學聯仍不好好正視自己形象插水問題,而只顧發動友好去批評相關報導,仍抱持報導學聯負面消息就是死罪的心理,可謂無藥可救。

朋友閱後建議配圖

朋友閱後建議配圖

退聯組出現後,學聯及其友好仍只顧放大退聯組理據的漏洞,一味指同學未了解清楚學聯架構,這自恃資訊較多就高高在上的姿態使學聯始終無法對準問題癥結所在——不是退聯組理據充份,而是你學聯犯眾憎。想睇犯眾憎者仆街,從來無需理性或充份的理由,大家要的,是心涼的感覺。

 

三、以為退聯需要理據,離地萬丈

也許學聯是真心覺得退聯需要充份理據,所以才只顧反駁退聯組的觀點。將舉證責任偷運到他人身上,可以是一種辯論技巧,但港大同學也不是愚蠢的,退聯組提出的退聯理據不充份,不等於有任何理據要港大學生會繼續留在學聯。只懂攻擊退聯組,而忽視說服港大同學接受讓學生會留在學聯的理據,反映的就是學聯及其友好那「港大學生會是學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心態,彷彿在討論上轉嫁了舉證責任,自己就真的再無責任。

 

陳倩瑩那段罵退聯支持者「垃_圾」的言論,當然是為退聯一方送彈藥。撇開陳倩瑩本人政治手腕和智慧特別差劣、從來都是左膠一方的負資產這事實不談,其言論其實正反映了大部份學聯支持者真心抱持「退聯理據不充份就不應退聯」的思維。可惜一來道理上應是學聯提出充分的「留聯」理據,二來對投票者來說情感上這投票本身就是為學聯在遮打革命中的表現評分。不去了解投票結果的因由,而只抹黑、責罵退聯組和投票者,學聯及其友好明顯是至今仍未明真正死因。

 

四、高登魔咒(?)

不知影響有多大,但無須多講,重點是王俊杰請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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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聯公投獲通過,可說是反傳統社運者的一次勝利,本土派自是樂見其成。如果學聯仍然不知悔改,繼續跟老鬼、傳統左翼和泛民過從甚密,以為可自恃資訊和論述能力打壓反對者,離其眾叛親離、被從內策反而解散之日,也許不遠矣。當然,早對學聯絕望的筆者,還是會繼續狙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