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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定被時代淘汰的溫和派,別讓它拉香港陪葬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source: 香港獨立媒體

source: 香港獨立媒體

市民篤魚彈演變成黑警出子彈,誰也始料不及。但由此刻起筆者可以預料到的是,待天一光,以泛民學者(如「佔中」三子)和立法會議員為首的溫和派就會爭相跟前線行動者割蓆,再加之以連番聲討、譴責。

 

這群在遮打革命期間屢次以個人地位、聲望、人脈和影響力阻止行動升級的溫和派,不但在「佔領中環」宣告失敗後逃避政治責任,更在過去一年繼續試圖以其影響力將香港困死於和理非路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佔中始作俑者戴耀廷至今仍厚顏無恥地提出甚麼立法會「雷動計劃」;而相對地沒那麼明顯的,就是各泛民學者在公共議題上越見活躍,盡力以學者身份為溫和派爭奪更多話語權。

 

遮打革命一役,已見證和理非路線的徹底失效,同時亦證明了傳統學生和社運組織都無法走出溫和派的牢固枷鎖。固步自封於徹底失效的溫和路線,妄想不斷重複同樣的方法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更試圖盡其影響力將勇武行動派邊緣化,這就是當下的泛民溫和派。

 

是次因政府打壓流動小販而引發的衝突,有人開始稱之為「魚蛋革命」(Fish Ball Revolution),我們從新聞片段中可看見,抗爭者面對黑警的公權力,已非一味挨打和僅用言語聲討,而是開始懂得正面還擊。對已摒棄和理非路線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是一次行動上的進步,一個抗爭的里程碑;但在那群泛民溫和派眼中,這卻是破壞他們死守的和平抗爭原則,故必須割蓆、譴責,甚至主動向國家機器舉報的行為。

 

時代已告訴我們,面對中國和港共政權,溫和派死守的和平抗爭原則於香港已再無作用,否定這條拖香港後腳的路線乃應有之義。盲從失效和理非路線的溫和派,正因不肯面對自身的失敗而以其政治影響力打壓香港進一步的反抗行動,以道德的包裝拉香港陪葬。如今有勇武行動派率先捨身為香港人打破長年的和理非心理枷鎖,我們縱無同樣的勇氣站於最前線,最少也不能成為溫和派的同謀、否定勇武行動派的貢獻。

 

包括筆者在內,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覺悟,為香港捨身,但我們最少不能被新聞畫面的暴力蒙蔽,不能繼續接受溫和派的糖衣毒藥,不能再盲信和平抗爭會帶來出路。

 

最接近我們的敵人,往往不是暴政,不是公權力,而是我們自己那未敢激烈反抗暴政的心理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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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層次論(偽)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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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戴耀廷副教授(副教授不是教授,港大跟從英式學院稱謂,非正教授的title不應是Prof.,近年來很多人弄錯,請緊記)的法治層次論啟發,小弟也根據他這兩年來的佔中運動發展,創一個「佔中層次論」,如有類同,實屬不幸。

 

1. 有佔可依 (existence of occupying)

自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以來,世界各地不斷出現佔領運動,掀起全球新一輪不合作運動的風潮。戴副教授受此影響,欲乘此勢爭取真普選,選址於作為香港政經中心的中環,提出「佔領中環」,呼應全球佔領運動,引起廣泛迴響。

 

2. 有佔不依 (non-reference to occupying)

跟全球佔領運動不同,佔領中環其實是「有香港特色的佔領」,商議式民主為先,直接行動為次,不是先佔領,再在佔領現場商討下一步行動,而是循序漸進地搞兩個商討日,參加者睇完readings,定出議題,再投票,有投票結果後再觀望一下,絕不會立刻進行佔領。

 

3. 以佔盜名 (deceiving with occupying)

當市民大眾質疑為何拖這麼久也還未有佔領,就拿商議式民主的高深理論出來做擋箭牌,反過來指責市民未有嘗試了解佔中的真正理念。這理念即佔中只是威脅,希望能施壓促成談判,並不是真正的佔領,所以人大常委否決被投票結果肯定的公民提名後舉行的「啟動」佔中儀式,也要和平理性合法,準時解散。

 

4. 以佔喪佔 (self-defeating occupying)

「佔中是為了不佔中」,所以近兩年來搞的大龍鳳,所消耗的士氣和資源,最後也不知是否會促使真正稱得上佔領的東西出現。而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看,戴副教授感召了整個泛民一同加入討論佔中的籌組,佔用了民主陣營的大量資源和注意力,令香港失去了由其他支持民主普選的人提出、領導另一佔領行動的機會。用一個聲勢浩大但無所作為的佔中,扼殺更多佔領行動的可能,正是佔中的最高層次。

 

以上佔中層次論,跟戴副教授的法治層次論一樣,錯漏百出,粗疏非常,連英文也只是求其亂譯,稱不上真正的理論,所以笑笑就好──如果在看見萬千中學生被他的法治觀洗腦、民主陣營的士氣被他的佔中運動嚴重消耗下,你仍然笑得出的話。

老中青聯合抗爭 跨世代安守本份

全文刊於《本土新聞

那不知所謂的「罷課不罷學」口號,當中安守學生本份的心態更是明顯。學生的本份是上課,所以連罷課抗爭期間也要繼續學習,對此還要很自豪地大肆宣揚,以各教授的校外講課作賣點,完全反映了組織者潛意識中「學生故意不上學就有原罪」的主流思維。如果我們聽到罷工工人特意強調自己在罷工期間會繼續鍛煉工作技能,以保持生產力,大概會不禁訕笑,笑他們始終撇不了奴性,這奴性卻正是那群學生領袖有意無意地呼籲大家可引以自豪者,其無知,或被文化權力結構統攝之深,如何不教人心寒。(節錄)

佔中的「老屎忽」霸權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原圖來源:本土新聞 文字為本人所加

原圖來源:本土新聞
文字為筆者所加

中國人大常委封殺香港普選同日,佔中運動跟其合作團體一同宣佈「啟動」佔中,台上放三個大鼓,三子隨便敲幾敲,道出了這年半以來整場佔領中環運動所謂何事:「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由一開始的說要跟特區政府談判,漸漸變成只是對中國政治決定的回應,甚至到中國已決定濫用主權落閘,仍只有一場九時許準時散場的「啟動」儀式。

希望有真普選的香港人老早就很想知道,到底何時才會真正開始佔中?戴耀廷和陳健民給出的答案,卻不禁令人倒抽一口涼氣:為免因串謀、煽動犯罪而被警察有理由在佔中開始前將他們拘捕,影響佔中部署,確實日期未能公佈。對這樣的答案,最直接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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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可能犯法,搞手和參加者早已有被捕的覺悟,那在參與前或後被捕又有何分別?搞手參與前被捕,不是更能引發眾怒,增加佔中人數嗎?說穿了,這佔中三子,挾佔中發起人之名,在運動已有多方願意共同組織參與的當下,仍視自己為運動的核心,彷彿在正式佔領前失去他們,運動註定失敗似的。要不影響部署,其實唔難,只要預備好代替他們三人主導運動的人,那麼即使他們成為佔中開始前就先因串謀、煽動犯罪而被捕的祭品羔羊,佔中仍可在新的主導者下(更)順利進行。這群無甚建樹的「精神領袖」,此時此刻,率先犧牲可能才是最大的貢獻。

有七月二日「預演佔中」的實績可循,學聯和學民思潮絕對有能力在佔中上擔當主導角色。面係人哋比,假係自己丟,學生們尊重這三子是有名望之人,處處協調,他們卻跟真普聯、民主黨之流依舊搞民主運動的「老屎忽」霸權(這方面民主黨當然經驗豐富),在那不知多少方的聯席會議中不斷拖學生們的後腿,把佔中弄成鬧劇。

當然,霸權的意思是,連被壓迫的一方也覺得自己的下場理所當然。不是最初發起人的學生,怕背負「奪權」的污名,不敢成為佔中的主導者,而只敢「安守本份」,發動很適合學生的罷課來「配合」民主老屎忽們的部署,又是一個八、九十後社運原罪系列。欠缺社會經驗的學生未夠資格主導全港性民主運動,只能販賣道德純真,所以連反國教最後也要由「家長關注組」加入帶領,如此八、九十後原罪思想霸權正是佔中被「民主大粒」挾持,落得一事無成的原因。

 

香港大學學生會第一次罷課聯合會議

香港大學學生會第一次罷課聯合會議

單就佔領運動來說,希望在學生,但那些學生領袖現在卻只能把精力轉移到籌備「符合學生身份」的罷課之上,何其浪費,何其可悲。回頭是岸,佔中三子還是及早交出領導地位和權力予學生,公佈佔中日期然後身先士卒被捕,當一隻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祭品羔羊,發揮最大的道德感召,佔中將會因此更多人參與。不要再沉醉於自己在史詩式佔領場面中被捕的美好想像當中了,虛耗了香港年半寶貴光陰的你們,沒有這個資格。

從葉蔭聰《直接行動》看佔領中環運動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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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佔領中環運動早已變成另一個真正終極究極普選聯盟的當下,一眾左翼社運人士依然對之不離不棄,不知是因為看到商議式民主的平等光環,沉醉於佔中作為一場社運目標規模之大,還是真心相信它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最有效方法,他們彷彿認定佔中必須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大公因數,一切對爭取真普選的討論都只應在不於原則上否定佔中這「一個堅持」底下進行。素來被視為「左膠」的嶺南大學高級講師、《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葉蔭聰博士似乎也在他們之列。

 

唔講唔知,筆者雖為極端本土右派,但向來在學術上視葉蔭聰為偶像。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寫的《邊緣與混雜的幽靈》一文,盡駁當代本土研究的各種流行理論,每次重讀依然覺得同樣精彩;數年前他在嶺大文化研究期刊上剖析Ernesto Laclau的民粹主義理論,詳細駁斥許寶強對該理論的誤用,亦屬上佳之作。二零一零年,他寫了題為《直接行動》的小書一本,短短的六十頁,簡潔地介紹了當代香港社運模式演變的理論基礎。雖然眾所周知他是佔中的忠實支持者,但他寫在佔中運動出現之前的這本小書,卻早已揭示了這場運動的結構性問題。

 

首先,佔中以社運為形式實踐公民抗命,啟發並命名自屬於「直接行動」的佔領華爾街等全球佔領運動,卻完全否定了直接行動的精神。直接行動「以行動作為一種預演」、「不求統一指揮,強調自發與自主」(頁22-23),佔中搞的卻是行動前商討,務求在行動以前就先統一民意;直接行動強調衝破制度 (頁23-24),佔中卻反而在泛民之間建構自己的制度。更甚者,佔中看似讓民眾直接參與,實質卻依然走不出直接行動最反對的「代表」、「捐錢給大型民間團體」(頁21) 的模式,由學者和牧師發起並在大學舉行商討日,還有那份由上而下制訂的reading list,更完全無法「讓情感與道德力量在一個較平等與草根的平台上流通與凝聚」(頁26)。如此以「佔領」之名扭曲全球佔領運動作為直接行動的性質,佔中絕對愧對其名。

 

其次,佔中看似創新,卻其實只是在走最為直接行動者所詬病的回頭路。佔中雖然至今未成,但那些學者們早已想好了佔中的一切理論基礎,包括法治、公民抗命、商議式民主等,總是娓娓道來,高人一等。但這無非是葉蔭聰所言「傳統左翼團體強調思想的先進性,分析的正確性」(頁40),正是「由行動刺激分析及反省,再作進一步行動」的直接行動所欲改變的傳統社運模式。另外,直接行動之所以出現,某程度上由於「左翼政黨為了選票及議席……越來越靠向中間路線」(頁12),但佔中卻反而要爭取政黨支持,以聯結泛民各黨派為定位,甚至逐漸變得受政黨主導,完全與直接行動的理念背道而馳。凡此種種,都足見佔中的不倫不類,以為進步實質倒退。

 

事實上,就連佔中商討日那所謂的商議式民主,說穿了也不過是直接行動組織原則的畸型應用。佔中商討日將參加者分成二十人一組,明顯是參考了直接行動中以「聯繫小組」方式組織行動參與者的做法,但奈何東施效顰,不但將一整套行動期間的組織模式硬搬到行動前的商討上,骨子裡更還是無法接受讓無知的群眾作決定的精英主義思維,是故出現了甚麼「商討促導員」和「憲制顧問」,甚至最後為了統一大方向而不惜以投票壓抑小數意見,完全違反直接行動的組織精神。最可憐的還是當日那些對分組討論尋求「小組共識」感到興奮雀躍的左膠,昧於形式、對理論無知而不自知。

 

其實在去年《蘋果日報》的訪問中,葉蔭聰早已表達過對佔中的疑問,並提及其與全球佔領運動的不同。他在深明兩者的本質差異下仍然決定支持佔中,無疑是一個informed choice,是故即使筆者不同意他的結論,仍然表示尊重。最應被鞭撻者,是那幾名看見全球佔領運動的成功,便想有樣學樣,卻又不願獨自承擔失敗的風險而拖整個泛民落水的搞手。是他們盜用佔領之名,混淆香港人對佔領運動的理解;是他們的出口術而不行動,消耗了香港人的抗爭士氣;更是他們的自縛於被動,讓張融之流能組織起大規模的反佔中行動。根據左翼理論,當務之急其實是瓦解整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 (因為單是架空已不足夠),以直接行動的方式重新讓香港人理解佔領運動,不是幾個學者名人出來空談理念,而是那些實際的行動本身。

困於戴耀廷法治理論的佔領中環運動

(原刊於本土新聞,文章分段與刊登版本稍有不同)

親中派反對佔領中環的口號,不外乎近日反佔中簽名的「反暴力」,以及民建聯的橫額上的「保法治」。對「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說「反暴力」,一方面反映張 (周) 融的水準,另一方面卻也反映佔中運動的宣傳是何等失敗,至此未能消解大眾對運動的暴力想像。但筆者更在意的是那早已一而再再而三被討論的、佔中與法治的關係。誠然,對「佔中破壞法治」這指責的反駁,俯拾皆是,但論點來來去去都是「法治不止是守法」,然後就是中學通識科水平的「法治是甚麼」的解答。

 

所以至今對佔中破壞法治的反駁,始終走不出佔中運動的官方論述:「這違法行為是要為了令法律更加公義,所以不與法治違背,更是要去實現更高階的法治,是符合公義的法治。」「更高階的法治」,對筆者來說刺耳非常,但對各讀過DSE通識科的學生來說自是熟悉不過──法治有四個階段或層次,以「以法達義」為最高層次。這套法治理論,問題極多,雖然詳細討論其於學術上如何站不住腳,並非本文篇幅所能涵蓋,但即使只以佔中為切入點,這法治層次論的似是而非,我們還是可見一斑。

 

首先,說法治有四個層次,看起來是一個具普遍性的理論,可惜一應用於佔中之上,即告穿崩。「以法達義」之下的那個層次叫「以法限權」,再下面的叫「有法必依」,那麼如果佔中是要「去實現更高階的法治」,那麼佔中應該是要令香港從「以法限權」的層次上升到「以法達義」,又或是從「有法必依」上升到「以法限權」。可是整場佔中運動的過程與目標,說穿了根本與「以法限權」沾不上邊,法治層次論的應用或挪用,純粹對那空泛的最高層次作穿鑿附會,根本無法依據每一個法治層次的特徵有系統地論證「更高階的法治」的實現,而只反證了那些所謂層次其實不具普遍性:當應用對象是公民抗命時,往往只是以「以法達義」合理化對個別「不公義」法律條文的挑戰,但卻不會有人覺得該些法律條文本身已經達到「以法限權」這個層次。換言之,雖說是四個層次的法治,每一個層次的可應用範圍卻其實不盡相同。有如此結構性缺陷的法治層次論,不要也罷。

 

但更嚴重的問題是,以法治層次論解釋佔中符合法治之所以無力,是因為根據此理論法治根本很難被違反或破壞。在法治層次論中法治不是有無的問題,而單純是層次之別,所以即使中共漠視再多法律,戴副教授根據其理論仍不會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法治,而只會說它停留在最低的「有法可依」的層次。我們常理上認為是違反或破壞法治的行為,在法治層次論中其影響只是令法治的層次滑落,因此一個社會幾近無可能「喪失」法治;反過來說,再多的尊重法治的行為頂多也只能「提升」我們法治的層次,而不可能從無到有的實現甚麼普世價值。如此不著邊際的說法治層次的上升和下滑,自然難以切中肯綮,說服一般市民佔中無損法治。

 

其實只要避免濫說甚麼「市民法治意識」,把法治說得像是生活態度一般,循其概念根源讓法治回歸其作為憲制特徵的本質,就已能清晰簡潔地說明為何佔中這類公民抗命無損法治:法治所著重的是法律對公權力的規範,而非平民守法與否;相對於違反法律人數的多少,執法是否有效和公正才是衡量法治的準則。只要公民抗命者理解並願意承擔抗命的法律後果,執法機關對抗命依法處理,而法律責任仍然由獨立的司法系統定奪,法治就不會受到任何破壞。這簡潔的回應,無需離地的公義概念,更不必說甚麼法治的層次。

佔領中環,敗在佔領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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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佔領中環變了六二二公投,網絡上眾志成城,呼籲、感召各方投票,甚至再一次出動數年前五區公投的lesser of the two evils論述:民意被戴副教授騎劫總比被中共騎劫好。一如五區公投是「投議題」,六二二公投彷彿也是只要有參與投票,就是「向中共說不」。在獨裁統治下,民間發動的全民投票無疑是抗爭的手段之一,但既為抗爭手段,成功動員與否就往往比投票的結果更重要。當投票的目的不單是 (甚至不是) 按投票結果作有效的集體決策時,投票已然變質。當然,在偏理原有本質這方面,佔領中環運動是很貫徹始終的──基本上由提出「佔領中環」這個概念 (而不去直接行動) 的那一天開始,甚至是想到以中環為佔領目標的那一刻,佔領中環四字,已註定要喪失其本義。

 

首先,佔領中環的想法,啟發自「佔領華爾街」所引發的一連串全球佔領運動,卻是鸚鵡學舌,不得其領。人說佔領你也說佔領,人家的佔領是以佔領行動本身去表達訴求,是一邊佔領一邊感召更多人加入一同佔領,若得不到民眾支持而輕易散敗,也只代表背後的訴求未能得到廣泛認同;你的佔領卻是只把佔領掛在嘴邊,作為不排除使用的「最終手段」,而且還要真的是最終手段──一旦失敗即會拖累整場香港民主運動──故而不敢有失,要在佔領前先確保得到民眾支持。看見全球佔領運動如火如荼,就係威係勢地跟風爭普選,不察自己對佔領的理解有誤,結果就是要不斷向大眾「解釋」何謂佔領中環,順便轉移視線,與大眾一起無視其與全球佔領運動本質上的差別,大搞或打造「有香港特色的佔領」。

 

但佔領中環不但誤解佔領運動,就連選址也出事。自由黨那句「做乜霸佔中環?」固然是一個政治反宣傳,但也確實問對了問題。爭取普選,為何要佔領中環?美國佔領華爾街以反對金融霸權,因為華爾街是環球金融中心;台灣佔領立法院以反對服貿協定,因為當日服貿將由立法院通過;甚至香港上星期佔領立法會以反對東北發展,因為撥款也是由立法會決定。但佔領中環以爭取普選,到底中環跟普選之間有甚麼關係?雖然政府總部曾經在中環,但中環同時也是經濟、法律、宗教的核心,如果爭普選要佔領中環,那麼基本上任何夠重要的政治、經濟、法律和宗教方面的訴求都可以透過佔領中環表達。相比起來,反對「中環價值」可能比爭取普選更有資格佔領中環。

 

正因為佔領中環和爭取普選之間根本沒有任何明確的關係,才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又何時見過東北居民需要解釋佔領立法會跟反對東北發展之間的關係?),才需要一個又一個根本與佔領無關的活動──包括商討日和六二二公投──去創造或建構佔領中環跟爭取普選之間的關係。問題是當關係要如此創造時,這個創造的過程已足以令佔領中環喪失其本義,逐漸變成純粹是換了一個名目的又一場廣泛民主運動,或真正終極究極普選聯盟而已。佔領中環一旦失敗便將拖累香港民主運動,是因為泛民主派將資源、集中力和士氣都集中於這場名為佔領中環的、一連串爭取普選的運動。但讓區區佔領中環四字承載這些根本與其本義無關的民主運動,佔領中環就已是一場名不符實的運動。名不符實,卻仍在濫用大眾對佔領運動的既有理解,既不誠實亦徒損士氣。

 

佔領中環,一敗在錯用佔領之名,二敗在選址於跟爭取普選沒有明確關係的中環,結果需要跟佔領無關的活動創造佔領中環跟爭取普選之間的關係,結果就是連對一般佔領運動有基本認識的大眾都變得對佔領中環不明所以,加之以忽視現實地滲入商議式民主,導致佔領中環作為民主運動繼續脫離民眾。不但香港人願意參與佔領的那一腔熱血就這樣被不明所以的離地理性消耗掉,就連對佔領中環的認知也因搞手們錯用佔領概念而越趨模糊,然後這些商議式民主的信徒卻繼續自我感覺良好地慨歎香港公民社會不成熟,毫不反思佔領中環本身一開始就存在著結構性錯誤這個事實。如此運動,不值得「含淚投民主黨」式的支持,我們應及早回頭,而如果要在字義上真正的佔領中環 (或西環),就更不應寄望所謂佔領中環運動的帶領;自發的直接佔領行動,比空以佔領為口號和「最終手段」的佔中運動可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