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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體意識「解殖」的陷阱──回應港大《學苑》〈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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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最新一期題為「帝國瓦解 香港解殖」,專題探討香港獨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中〈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香港談獨立的條件〉正面探討香港獨立的理據,剖析和打破大眾對香港獨立可行性之謬思,實為筆者所樂見。然而,該文作者以「解殖」為題,在論證中多次提及「主體意識」對獨立的重要性,則值得商榷。

筆者曾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中,指出「解殖」的概念如何在官方和本地後殖研究者的論述中藉強調英國殖民遺害,成為強化中國殖民香港的工具。在這個需要反殖抗爭而非後殖研究的時代,解殖作為概念並不可恃。雖然〈撥〉文作者以解殖為邁向獨立的關鍵,與本地後殖研究者對解殖的詮釋有明顯的差別,但考慮到「解殖」一詞強烈的後殖民語境,對香港獨立運動而言並不適合。本文作為「香港反殖系列」的其中一篇,將嘗試解釋〈撥〉文所言解殖的含意,並論證解殖的概念不應作為香港獨立的理論方向。

 

〈撥〉文所言「解殖」之意

〈撥〉文雖以解殖為題,通篇正面提及殖民或解殖的篇幅其實不多。只有:

1. 在討論公投的意義時,指「在歷史中的解殖運動,皆建基於主體意識和自決」 (頁51);
2. 數次直指中共為殖民者或殖民政府 (頁51, 53, 54及55);及
3. 全文最後一節與文題相同,皆為「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頁55)。

事實上,作者論證的重點在於香港擁有獨立的條件,通篇從未正面解釋過他所言「解殖」到底是指甚麼。按前文後理推測,最直接的意思該是「結束 (中共) 殖民統治」。作者主張香港應脫離中共這個殖民者獨立,而題為「撥亂反正 香港解殖」的最後一節中提及「香港人更應民族自強,為自己製造獨立條件,將殖民者驅逐出境」,便是例證。

然而,對作者來說,解殖又似乎不單指結束殖民統治這個結果,亦包含達至這個結果前的轉變。首先,作者以解殖為題,論證香港有獨立的條件,似乎認為讓香港人認清香港其實有獨立的條件、建立主體意識、不再抱持「中共不會讓香港獨立」的失敗主義是香港解殖工程的一部份。其次,假若解殖等於結束中共殖民統治,基於作者主張香港應該獨立 (而非維持自治、城邦建國或歸英),那麼對他來說「香港解殖」跟「香港獨立」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分別,說解殖是多此一舉。

因此,根據筆者推斷,〈撥〉文作者對「解殖」這個概念的理解,乃以獨立為目標或完成,但亦包含最少以下四種含意:

一、建立「主體意識」;
二、建立自主的意志;
三、破除失敗主義;及
四、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

之所以說推斷,是因為作者在文中並未清晰分辨上述四種含意,或可能認為四種含意根本沒有分別。然而,筆者認為有必要先作此區分,因為四種含意的指涉有實質差異。首先,「主體意識」的詞意含糊,一些後殖論者和「左膠」也經常使用[1],單言主體意識未必與獨立有關,甚至可以用作支持反對香港獨立的論述 (這點在下文將再詳細論及);其次,基於主體意識的詞意含糊,即使有了主體意識亦不必然等於有自主的意志,可是在另一種詮釋下又可以說主體意識一詞已包含了另外三種含意;再者,認知上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認清香港比想像中更有獨立的條件,也不等於心理或心態上必然能克服失敗主義、認同香港真的可以獨立。

〈撥〉文四種解殖的含意相互之間當然息息相關,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應有助實現其餘三種含意;在某種詮釋下自主意志的建立、失敗主義的破除和對獨立可行性的認清亦可被視為「主體意識」的體現。連此四種解殖的含意之間的關係都可以出現不同的解讀,更遑論它們與獨立之間的關係。未能清晰辨別解殖的不同含意,亦未論證解殖和獨立的關係,在這情況下高談「香港解殖」,不但在學術上自曝其短,更嚴重的是讓多年來以「解殖」之名協助中國殖民香港的那些本地後殖研究者有可乘之機,在反殖和獨立運動中重施故技,消弭反中殖的抗爭力量。

 

「主體意識」的歧義

〈撥〉文指「在歷史中的解殖運動,皆建基於主體意識和自決」,姑勿論如此論斷是否符合事實,即使所有解殖運動都確實建基於主體意識,視乎解殖運動的進程,「主體意識」一詞的所指也可以截然不同。假設反殖獨立運動亦是解殖運動的一部份,根據一些前殖民地的例子,在成功反殖、爭取獨立主權之前,「主體意識」主要指民族意識或族群意識;當成功獨立後,面對「只是複製殖民者」、「經濟殖民」等後殖問題,「主體意識」就更傾向指一國之國民在全球化、文化衝擊和權力壓迫下對自身身份和文化價值的認同,又或是他們對一國內之「他者」族群 (如弱勢團體) 的認知方式;對極端解構主義左翼而言,甚至「國民身份」本身也是殖民的反動遺害,徹底的解殖需要將之消除 (這就是為何會有一些左翼自翊為「世界公民」)。

若不從解殖運動的進程看主體意識,就更有必要先釐清何謂「主體」,再就主體和其意識的關係進行論證。這必然涉及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問題,學派五花百門,實超出本文主題,亦恕筆者沒有能力逐一解釋。

主體意識之詞義是如此含糊,在無適當的釋義下就從主體意識推出解殖的立論,論證基礎就變得非常薄弱。筆者實在懷疑〈撥〉文作者在使用主體意識一詞前到底有否察覺過這個問題。既然他提出解殖和主體意識的目的乃為香港獨立提供論證或理論基礎,在目的如此明確下,筆者實在不解為何明明有含意更具體確切的民族意識或族群意識而不用,卻偏要採充滿歧義的主體意識。如果原因只是要顯示自己與「香港民族論」的區別,或證明香港獨立的理論基礎不必牽涉民族的概念,則筆者只能說,這是一個極度愚蠢且會自我打倒的選擇。

 

「主體意識」、「解殖」的陷阱:將殖民問題視作後殖民問題

主體意識和解殖扯上關係,本來就是後殖民論述的一部份。正因為發現在不少前殖民地中,(不同意義上的)「殖民」在民族反殖成功、驅逐殖民者後仍「完而不了」,後殖研究者才將「殖民」的概念從歷史事實提升為更具一般性的抽象權力宰制關係,以「文化殖民」、「經濟殖民」等形容殖民者失去政治統治權力後的前殖民地所面對的問題。因為民族反殖成功,殖民卻完而不了,民族的概念在後殖民處境下就失去其解釋能力 (亦成為批判對象);相應於「殖民」成為抽象權力宰制關係,「殖民」所宰制的對象亦從具體的民族變為抽象的主體。這亦是為何主體意識一詞在解殖的不同進程中有截然不同的含意。

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已有近三十年歷史,解殖和主體意識等詞彙已不知被本地後殖研究者應用過多少次。筆者在〈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中亦說過,本地後殖研究者強調香港後殖民權力的複雜性,有份令「香港民族」、「香港獨立」等議題長期缺席。解殖和主體意識等概念,其實正正是他們營造、表述這複雜性和防止上述議題出現的媒介之一。以下引文,出自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末段,於〈從後殖前往反殖〉中也有引述,是解殖和主體意識等概念成為本地後殖學者打壓香港民族和香港獨立之藉口的極佳例子: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

羅永生等人在香港可謂壟斷了關於解殖和主體意識的話語權,在這些本地後殖研究者的解殖論述中,只以「英殖遺害延續」的角度看待香港的殖民問題,所謂主體意識的欠缺歸根究柢也是英屬時代政策的遺害;更甚者,他們追求的所謂公民社會主體意識似乎與「中國人」身份或中華民族主義並不相互排拒,反而是以族群主義爭取香港獨立會給中共藉口進一步打擊香港公民社會[2]

這些香港後殖研究者強行將香港當前面對的殖民問題扭曲為後殖民問題,靠的就是解殖和主體意識等概念工具。〈撥〉文對這些概念的理解雖應與香港的後殖研究者不同,但作者既未能解釋相關差異,甚至連概念的歧義和複雜性也未掌握清楚,就貿然將相同的詞彙搬為香港獨立的理論基礎。這等於在中國殖民的學術界同謀前自曝其短,不但不能從對方手中搶奪相關概念的話語權,更隨時為對方提供彈藥,以同樣詞彙在學理層面進一步否定香港獨立。

上文曾提及〈撥〉文中「解殖」一詞有四種含意,事實上,除第四種含意 (破除對獨立可行性的謬思) 外,其餘含意與香港後殖研究所指的解殖並無必然衝突。那些本地後殖研究者大可以說,主體意識、自主的意志和對失敗主義的克服,皆是健康的公民社會發展,而追永獨立的「民粹主義」反而有損公民社會。透過挪換主體意識、自主的意志、失敗主義等詞彙的內涵,消除它們與香港獨立在概念上的關係,香港的解殖就無需獨立,強調族群主義的獨立論述反而會因損害公民社會而妨礙解殖進程。一套反對獨立、從結果上幫助中國殖民香港的解殖論述就此完成。[3](至於〈撥〉文第四種解殖的含意,主要是關於事實的理解,與一直以來著重心態和意識層面的解殖論述不符,大概會被忽視。)

 

解殖須留待反殖成功之後

將香港當前面對的殖民問題視作後殖民問題,一如筆者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中所言,其禍害在於借英國殖民的歷史為當前的中國殖民轉移視線,淡化中國作為有其強烈主導意識和全盤殖民計劃的全新殖民者的事實。然而,這卻正是以解殖為理論基礎所會造成的結果。〈撥〉文雖嘗試為解殖和主體意識與香港獨立建構起正面的關係,但在未有解決相關概念的歧義和複雜性的情況下,只會徒勞無功,動搖不了本地後殖研究者多年來對相關概念和解殖論述的定調。

因此,筆者主張論述策略上本土派和獨派 (以至整個香港) 須放棄解殖的概念,亦要避免以主體意識立論,直至反殖成功。反殖的意思是,以族群或民族主義,視中國 (不單是中共) 及其於香港的國民和同謀為威脅我族存亡的敵人,不共戴天,直至將這些殖民者全數驅逐。反殖成功以後 (這可理解為獨立之後),各論者或學者大可將整段香港反殖運動的歷史重新詮釋為香港解殖工程的一部份,盡情批判其不足或遺害,並為真正的「後殖民香港」繼續進行解殖。但就當前的香港而言,必須棄解殖而取反殖。

 

註釋

[1] 例子可參閱筆者〈「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中的註釋。

[2] 例子可見安徒(即羅永生),〈威權壓境 何求獨立?〉,明報,2016年8月7日

[3] 詳細可參考筆者〈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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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論述框架淺釋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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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2016年,歷遮打革命失敗整整一年,盡見中國各種殖民行動的有恃無恐,無力感越來越重,欠缺行動力的筆者目前僅能做的,只有「勿忘初衷」,和幫助各本土派朋友勿忘本土之初衷和信念。

 

本土理論的內容可以 (亦應該) 深入而複雜,但直接支撐行動之論述要簡潔,尤其瞬息萬變的局勢未必容許行動者時刻重溯理論的底蘊,要幫助行動者不忘本土初衷,簡潔、清晰、不惜 (過於) 簡化也要一步到位的本土論述框架十分重要。筆者據此原則整理出的論述框架,可以簡單至僅為對兩條問題的答案。

 

1. 「而家香港衰咩?」——香港的困局之核心何在?

欠缺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

 

港獨派會將問題進一步歸咎於香港欠缺自身的主權,歸英派會認為問題根源是香港失去了英屬時代的管治精神和格局,城邦 / 建國派會指責美帝及泛民主派是造成如此局面的最大幫兇,主張反殖的筆者會覺得問題根源是中國乃一個殖民政權,其他本土派系亦可能對問題有其他詮釋,但各理論派系之間對香港困局來由的最大公因數就是:不論背後原因,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欠缺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也就是經常說的「港人優先」。

 

因此,這個最沒爭議點、亦不直接涉及抽象形而上理論分析的答案,最適合用來作為本土派行動的直接論述。

 

事實上,這個答案論述上可取代泛民多年來以爭取普選為最終目標的主張,亦間接回答了甚麼是本土派眼中理想狀態的香港——擁有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

 

2.「而家香港衰在太多 / 唔夠乜嘢?」——現時香港的困局是因甚麼地方不正常而出現?

太多中國壓迫侵略,不夠本土意識自覺。

 

對本土派來說,新移民、自由行、單雙非等人口流動問題,與中國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其附庸的港共政權的教育文化同化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都同是中國壓迫、侵略香港的不同面向,不會因前者涉及所謂弱勢和家庭個人而將之與政權層面的侵略分割。

 

至於本土意識和自覺,港獨派和城邦派可能會說需要獨立建國、捨棄依靠泛民代理的心態,歸英派會主張重新認識英國和英聯邦的歷史和意義,民族論者會將本土意識詮釋為是民族意識的一種,主張反殖的筆者會認為要建立視整個中國為敵人的心態,勇武行動派會覺得要有為守護香港不惜使用武力和觸犯法律的覺悟。以上種種心態之間未必有衝突,可能相輔相乘,但問題是當下種種皆缺,故有利於建立上述任何一種意識或心態的行動,都可屬於是加強本土意識的行動。

 

按此「太多中國壓迫侵略,不夠本土意識自覺」的邏輯,基本上所有本土派的行動都能用同一套論述解釋,如光復、反雙非是抵抗中國侵略;打擊泛民組織能減低大眾對泛民代理的依賴心態,能加強本土意識;甚至燒垃圾筒也可以是為使更多人接受「為守護香港不惜使用武力和觸犯法律」這種本土意識而鋪路。

 

以上內容,對很多本土派來說其實都是常識,並不是甚麼新觀點,本文旨在將本土派的初衷和共同信念置於最簡單和簡化的框架下,使行動者更容易為其行動找到清晰、直接的論述支持。本土論述當然會有人質疑和挑戰,上述的邏輯也不是不可以解構、商榷,但這種論述和理論層面的挑戰,無須勞煩行動者,分工合作,讓鍵盤戰士來回應即可。

廿一世紀香港文明反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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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殖民研究已成世界潮流的當下,還將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反殖」作為主張搬出來,可能已被一些人認定為不合時宜、倒退。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特意在被認定是後殖時代的當下提出反殖,自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感。筆者堅信香港現時需要反殖,因為當下是殖民時代——並非「仍」是殖民時代,而是一個前所未見、比往日殖民更猖獗、更貼近「殖民」字面意思的真正殖民時代。

在香港,後殖研究者往往與一眾中華民族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批評本土派針對中國來港移民和旅客是狹隘、排外,覺得本土派的主張僅為以仇恨煽動出來的空洞論述;論者附會國外後殖研究對「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指斥本土派只不過是在複製自己的敵人。從反殖即抵抗外來政權宰制的角度看,本土派針對中國和中國政權的主張當然可以是香港反殖運動的一部份(即使大部份本土派仍未直接以「反殖」為口號),但這並不等於後殖研究針對上世紀「第三世界」反殖運動的批評能適用於香港。

 

反殖運動批判背後的反資本主義論述

後殖研究認為反殖思想過於狹隘,主要是由於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往往傾向訴諸種族主義和只針對政治上的殖民。上世紀反殖運動一般視獨立或殖民者的撤離為殖民的終結,獨立後卻往往延續了殖民時代的獨裁統治和剝削,而這些問題又經常在反殖建國的「大業」下被忽視,以至殖民統治遺留的種種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換言之,反殖運動之所以被批評為狹隘,原因在於歷史上一些反殖運動只在名義上結束了殖民地的身份,卻未有正視殖民統治對一個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

獨裁統治、性別歧視、種族衝突,以至貧窮、內戰等,是不少後殖民國家的人民仍然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後殖民國家又大多是一般意義上的「第三世界」國家。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影響,一些後殖分析指出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犯關係,認為「殖民階級」對殖民地的宰制乃為本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服務;而反殖運動的帶領者,卻又往往是殖民地中與殖民者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精英階層,他們實質捍衛的是其階級利益,以至殖民地基層這群「無產階級中的無產階級」,根本無法真正受益於名義上殖民統治的終結。

後殖研究中的「經濟殖民」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針對的正是富裕資本主義國家或與它們有密切關係的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在殖民時代結束後透過經濟力量對其他國家進行宰制,而此種宰制又往往有與這些國家統治階層的共犯結構與其中。即使後殖理論者對環球資本主義是否就是萬惡之源仍意見不一,但他們大都同意環球資本主義是理解後殖民狀況下各種問題所必須注視的因素。因此,後殖研究會認為歷史上的反殖運動單將矛頭指向殖民者,根本未有真正對準問題核心,反而令抗爭的力量無法有效觸及前殖民地獨立後所面對的種種難題;而這些難題,或多或少都與資本主義撇不了關係。

如是者,由於在後殖研究者眼中殖民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千絲萬縷,研究背後的人文關懷往往令他們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批判態度;而無法有效針對相關問題的反殖運動,亦由此被視為過於狹隘,成為同被批判的對象。

 

只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狹隘

若了解反殖運動被後殖研究批為狹隘的原因和其政治經濟脈絡,則可明白相關批判對在香港發起針對中國的反殖運動並不適用。首先,與世上大部份經歷反殖的前殖民地不同,香港從未成為環球資本主義的「受害者」。相反,作為全球三大國際金融市場之一,以及不少跨國企業的亞太區基地,香港一直被不少左翼份子批評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九十年代香港學術界所討論的「北進想像」[1],正是基於香港的資本主義成就,搬來後殖研究對殖民和資本主義同謀關係的論斷,將香港在中國投資、設廠等行為視為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

「北進想像」的討論雖然已不復見,但背後對「殖民」的理解或可在中華民族主義荼毒之外進一步解釋香港後殖研究者對中國殖民(較諸英國殖民)的寬容態度: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對殖民的批判不應忽視資本主義的運作,因此研究取向不應忽視受(香港有份的)資本主義入侵而成為「受害者」的中國人民;中國既是資本主義下一定程度的「受害者」,一切只針對中國而不批判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自然是「狹隘」。

這種邏輯的盲點是,既然香港當下面對的殖民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為何香港的反殖運動仍要因沒反對資本主義而受批判?說穿了,其實是受左翼思想影響太深的一些香港後殖研究者,在前設上就無法接受資本主義價值(和與之相關的「國際化」)可以成為香港反殖論述的一部份甚至反殖的手段。不反資本主義的反殖運動,也許不合後殖研究者的心意,但不代表這就是原罪。

即使撇開資本主義不談,後殖理論批判反殖狹隘的最根本策略,是指責反殖論述以敵我二元之別理解時局屬虛無和自我局限,犯下「冷戰思維」的原罪。不少香港後殖研究者批評本土派依賴對敵人的想像來團結香港人是空洞的民粹[2],不是族群意識的真象,無助於建立真正的香港主體意識,由此得出視中國為敵人乃狹隘、不可恃的論述。

然而,中國作為殖民者絕非空洞或虛無的概念。筆者在《「解殖」下的勾結共謀》一文已解釋了中國的殖民政策乃實質而有意識地推行,而中國籍的移民特權正是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對香港進行字面意思的殖民。反殖之所以迫切而有必要,正是因為殖民者仍然存在,赤裸裸地確實存在,當此之時仍說「敵人就是自己的心魔」之類的和稀泥之辭,才是忽視現實,在效果上瓦解反抗殖民的力量。

而即使須針對中國殖民作出反抗,視中國為敵人亦不等於就是狹隘。不同於大部份前殖民地以尋回被殖民前的本土歷史文化為反殖策略,任何針對中國的香港反殖運動皆不可能訴諸與殖民無關的傳統「原生文化」和「原生族群」,因為即使是香港文化中最原生的部份,也是於英屬年代在政權不干涉主流華人文化下發展出來;而香港大部份人口更是移民後代。香港作為一個民族,其文化和人口確有一大部份發源自其敵人的國土。但只要我們不只視之為事實,而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則因歷史而出現的文化混雜便可成為反殖的策略。按照此策略,國際化本身就是反殖的進路,難以稱得上是狹隘的論述。(事實上,中國不斷以本質化的文明體系自居於世,才是極狹隘的文化觀,香港長遠來說可能需要考慮借混雜下的其他文化、文明體系進行「去中國化」,才可真正解殖。)

因此,一般後殖理論中的「(被殖 + 傳統)本土vs.(殖民 + 資本主義)全球」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面對的處境可說是「(被殖 + 資本主義)本土 / 全球vs.(殖民 + 傳統)中國」,幾乎前所未見。

 

反殖在香港是一場「第一世界」反殖運動

在反資本主義的思維影響下,殖民時常被論斷為「『第一世界』壓迫『第三世界』」的一種方式,故在很多左翼份子眼中,香港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加害者」一份子,不可能在廿一世紀的當下被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殖民。但既有理論框架無法認知,不等於在現實中不存在,香港這個「第一世界」城市,確實在英屬年代結束後被中國以更猖獗的方式殖民。

如果說殖民即殖民者對殖民地進行權力宰制和資源挪用,香港作為「第一世界」城市的資源,除了地理位置外,就是其因經歷英屬年代而獲得的法律制度、管理經驗和國際名聲。這些資源正被中國透過最原始的政治宰制不斷挪用(如用作人民幣離岸中心和作中國企業集資之地),卻諷刺地因為這些被宰制挪用的資源正是令香港被視為比中國先進的原因而使人直覺上傾向否定香港被中國殖民的可能;亦由於相關資源與一般「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天然資源種類不同,是人為的資本,令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和左翼人士有更多反資本主義論述去淡化中國殖民香港的事實。

在全球反殖浪潮結束、殖民相關理論已逐漸轉向分析環球資本主義造成的「新殖民主義」的當下,中國還以最原始、最赤裸的政治宰制方式殖民香港,卻反因這方式過於原始、落後於學術潮流而避開了理論的批判——學者大概不欲承認在世界各地皆已過時的反殖論述在香港有更強的解釋力。而「第一世界」城市針對被「發展中國家」殖民而出現的反殖主張,更難輕易地從既有的殖民歷史去消化、理解。

學理的更新需時,但實際的反殖迫切,在香港進行無甚先例可循「第一世界」反殖運動,難以完全避免不完善之處,在將來完成反殖後絕對可以成為反思批判的對象。但香港既為「第一世界」「文明」城市,情況與上世紀反殖浪潮下的大部份「第三世界」殖民地不同,對反殖浪潮的批判就不應先驗地應用於香港。在如此不同處境下的反殖論述,其可能性不應被輕易抹殺。

 

註釋

[1] 見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2] 例子可見羅永生,〈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4-3-2015:「更重要的是,這系列的本土族群主義行動,根本沒有一套一貫的關於何謂『香港人』的定義 。但弔詭地正因如此,卻可以令附從者分享那種民粹式批評修辭帶來的亢奮,抒發生活被『大陸人』這個『他者』形象不斷擠壓所帶來的不滿。」;許寶強,〈做「不可能」的事 ——克服犬儒民粹的公民抗命〉,刊於《評台》,24-12-2013:「排外民粹的政治論述,往往只開列出『勇武抗爭』vs.『和理非非』等兩類極端的選擇,借助或鼓吹的是一種簡單的敵我邏輯,提出不排外就是賣港,談普世價值就等同離地『膠』,剩下的只能是一種本質化了的『本土』身分政治,這與『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論述,表面上好像南轅北轍,其實卻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互通互補的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和論述環境下,香港的政治文化也趨向兩種極端,或是像西歐一樣,唯一仍未減退的政治熱情,就是排外反新移民的『本土』力量,另加上香港特色的『愛』字頭集團,幫港府出聲,共同營造的是民粹政治暴力,包括語言和物質上的;又或是令民眾變得犬儒,從公共政治領域中退卻,至多成為冷嘲熱諷的花生看客,耗盡了民眾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和能量,令香港走向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秩序。」

「解殖」下的勾結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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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刊於《本土新聞》)
*本文標題中「勾結共謀」一詞,取自羅永生著作《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2015) 書題

在中國明顯地全方位對香港實施殖民政策的情況下,很多香港人仍然不察可以或應以殖民的角度看待這些政策,筆者早已說過,是一種「認知殖民」[1]。「認知殖民」之所以可能,一方面當然是由於「大家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主義洗腦,與此相關的另一方面,其實亦因為英國作為九七前的殖民者這一事實過於明顯和理所當然。

說它過於明顯和理所當然,意思是作為香港過去反殖、解殖和後殖研究的對象,它是一個最安全和沒爭議性的基礎。因此六七暴動可以被定性為反殖,主權移交是殖民終結,而英殖的完而不了則是長年的後殖研究和譴責對象。在認知上,英國作為殖民者這一事實越沒爭議,英屬年代之後不再是殖民此一假設就越理所當然,探討「英國殖民之後」和其「完而不了」的香港後殖研究就越可以放心進行。換言之,當英殖在香港被視為殖民的全部,「殖民」一詞自身就變成中國殖民的工具,因為中國對香港的種種壓迫,都不會被認知為殖民;而在這情況下仍以英殖和其影響為分析、解構對象的香港後殖研究,則有意無意地成為中國殖民的同謀。

 

以「延續」角度研究殖民是忽視現實

後殖研究認為殖民往往「完而不了」,因為其影響和遺害在政治上的殖民統治終結後仍然非常深遠。換句話說,後殖研究本身就有將「殖民之後」的現象歸因於殖民時代、視該些現象為殖民影響延續的傾向。然而,中國之於香港,絕非單是延續英殖的政權,而是一個有其強烈主導意識和全盤殖民計劃的全新殖民者。中國殖民香港的例證,罄竹難書,僅以三例略作說明:

  1. 中國籍的移民、居港特權

首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列明獲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條件,要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持中國籍者比非中國籍人士容易得多。當中國籍的定義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而非任何香港法律決定時,中國實質上已宰制了居港權誰屬。

而在行政上,大部份中國籍移民所藉以來港的「單程證」制度,與非中國籍移民不同,完全沒有任何資產審查制度。政府與一眾左膠常以「家庭團聚」合理化新移民來港,所淡化、掩飾的事實是非中國籍人士要來港家庭團聚必須經資產審查,持中國籍者卻可免卻一切相關審查,完全是一種國籍特權,讓中國這個殖民者可更容易以其本國人口對香港實行字面意思上的殖民[2]

  1. 語成為次等中文

「普教中」政策本身就是一種殖民教育政策,因為其目的在於令中國的官方語言在香港成為優於主流香港人母語——粵語——的正統語言。更甚者,隨普教中而來的教師交流計劃,更造成本地中文教師單因母語不是普通話就須向中國教師「學習」的現象,效果正是鞏固「母語為次等」的殖民地意識[3]

  1. 打壓香港代議政制

這其實是自主權移交起(甚至之前)已出現的殖民政策。單是以「行政主導」為名以《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限制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已令香港的立法機關比英屬年代權力更少。而董建華廢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代之以食環署和康文署,將原屬於議會的權力收歸政府行政部門,更是破壞英屬年代逐步建立出來、有培養議會民主政治人材作用的「區議會-市政局-立法會」三重代議政制。

 

上述例子說明,中國對香港的殖民,絕非英國殖民的延續,而是有殖民者自覺和計劃下的新的殖民壓迫。在「認知殖民」下,說主權移交不過是一個殖民者換成另一個殖民者[4]也許已讓人覺得想法激進,但事實卻是,中國作為新的殖民者比英國有更徹底的殖民政策和計劃。在這情況下仍然以英國殖民的延續來看待當下的中國殖民(甚至不承認中國在殖民香港),只會成為後者的幫兇。

 

官方與學術界兩種「解殖」論述的共犯關係

中國對香港所施行的種種殖民政策,不但較英屬年代的更符合字面意思上的殖民,當中不少更諷刺地是在一種「解殖」論述的支持下推行。例如以改善學生中文為由推行的普教中(但其實根本無證據顯示普教中有助改善中文),改善中文往往是「改變英屬年代遺留的重英輕中現象」論述的一部份;而中國籍的移民、居港特權,則在「回歸中國、脫離殖民」的大敘事下被合理化。這可說是一種官方的解殖論述,將主權移交後的政策轉變詮釋為重新令香港認識自己為「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事實」的工程。

這套官方的解殖論述,雖然未必為所有人認同,但直至「大家都是中國人」等說法近年被本土派直接質疑和否定之前,基本上從未受到實質的挑戰。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學術界中後殖研究者所說的「解殖」,與官方的解殖論述沒有正面或必然的衝突。

正如前文所言,後殖研究者所言「解殖」,所解之「殖」僅指英殖和其殘留影響。他們或會批評香港人在主權移交後未有建立自主意識,但最終仍會歸咎是英屬年代的去政治化所造成的遺害[5];他們或會批評政府的政策並非真正解殖,但理由始終是該些政策未能擺脫英殖遺留的枷鎖,或僅是延續英屬年代的殖民政策[6]。即使是香港後殖研究者中同意中國也是殖民者之人,也只將中國殖民的討論局限於繼承、延續英殖,而從未承認單程證制度、普教中等政策是全新而非延續的殖民政策。

事實上,香港學術界的解殖論述,真正針對的是香港人的所謂「戀殖情結」——批評香港人欠缺自主意識(罪魁禍首當然又是英殖),因此在不滿現況時只懂懷緬英屬年代,妄想回到過去,而不是從「香港人主體意識」角度思考解決方法[7]。之所以不應懷緬英屬年代,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那是殖民統治,一旦對殖民時代有所留戀,就難以走出「殖民陰霾」。

因此,一方面後殖研究者與政府皆同意「解(英)殖」是正確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後殖研究者從未將整套官方的解殖論述視為須被解決或化解的中國殖民政策一部份;更甚者,學術界的解殖論述所針對批評的,不是中國殖民,而是香港人對中國殖民壓迫的反應——懷緬英殖。從效果而言,學術界的解殖論述最多只是指出官方解殖論述的不足,卻令「解(英)殖」的政策大方向更為鞏固。結果就是,「解(英)殖」成為一個論述霸權,淡化、遮掩中國作為更徹底的殖民者的身份,更剝奪、否定了香港人藉已終結之英殖抵抗當下中殖的可能性和選擇權。

總括而言,解殖論述作為後殖民研究的重要部份,本身其實就建基於殖民的「完而不了」和殖民影響的延續,是故才會主張在政治上的殖民統治終結後繼續在其他層面上「去殖民化」。樂見(甚至是刻意導致)英殖被認知為香港所受殖民之全部的中國,自然希望香港學術界用延續、殘留的角度去分析「殖民」的影響,因為效果上這種狹隘、有違事實的「殖民」定義絕對有助鞏固中國對香港的「認知殖民」。當多年來香港後殖研究者所進行的本土身份認同研究從未導致香港民族意識的真正發展時,中國殖民政權和香港後殖研究在論述層面的「勾結共謀」,早已可見一斑。

 

註釋

[1] 詳見筆者文章〈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二重殖民〉,25-7-2015

[2] 可參閱何鈞泰,〈《基本法》帶頭國籍歧視 歧視條例檢討為虎作倀〉,本土新聞,23-8-2014 及 〈殖民處境下的《種族歧視條例》修訂——反駁那些所謂「釐清」〉,本土新聞,10-10-2014

[3] 可參閱〈教育全方位滲透 香港族群大換血〉,本土新聞,28-7-2014

[4] 最先提出此理念者為周蕾,見Rey Chow,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 in Ethics After Idealism, 199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149-167

[5] 例子可見許寶強,〈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評台,11-8-2015:「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

[6] 例子可見羅永生,〈文化政策如何解殖〉,香港獨立媒體,22-9-2012:「回歸之後,歷屆政府都未能提供基礎,讓社會尋求後殖民身份和文化定位的共識,而只是接二連三地拋出高、大、空的願景,未能根治因為香港是「被動地回歸」中國所帶來的主體性未完整狀態,致使文化教育政策多番進退失據,先則有教學語言的混亂,後有「國民教育」所引起的風波。

這些政策錯失的原因,都源自香港的積習自殖民體制的文化教育官員,並沒有真正面對香港脫離殖民地過程的特殊性,也未有警覺「文化回歸」論背後的國族化、國民化、融合論思維,只會強化一種可以摧毀香港本身的文化多樣性、多元傳統的暴力。」

[7] 例子可見羅永生,〈中文版序〉,《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201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ix-xiii

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二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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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說過,面對當下中國對香港的殖民,當務之急是反殖,而不是搞批判、解構殖與反殖的後殖民研究。由於處境不同,將有反殖經驗基礎的後殖民理論挪用到未曾經歷反殖的香港,結果只會因打壓反殖於萌芽階段而成為中國殖民香港的幫兇,這卻正是過去三十年香港後殖民研究的政治影響。

香港的後殖研究者總愛說「解殖」,但當中國殖民仍然每天發生,而不像英殖一般是他們口中的「幽靈」時,被解構、化解的只會是英殖。筆者體諒他們大部份是深受中華民族主義論述影響的上一代,也許已將此論述內化至變成種族主義者而不自知,以致不察自己對中國殖民的認識完全不夠深刻(卻又總是覺得他人對英國殖民的了解太膚淺)。

 

第一重殖民:殖民政策與殖民論述

其實已越來越多人開始察覺到,香港的政策已變得考慮中國人多於香港人的利益。從《基本法》、人口入境政策,到經濟發展、基建採購、教學語言政策、學位分配等,香港政府無一不予中國人以優待,本地香港人反成次等。單是入境政策中的中國籍特權(居港權、無資產審查的家庭團聚、「優才計劃」等)已符合字義上的殖民,而普教中和以融合為方向的經濟政策與基建,更是在刻意建構本地香港人依賴、從屬宗主國的身份。這一切皆在「回歸『祖國』」、「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藉口下進行,卻明顯是一個受殖民者操縱的殖民地才會出現的、打壓本地人的政策。

另一方面,那套「香港應把握中國機遇」的說法,自貶香港於依賴、寄生的位置,削弱香港的個體自主意識,以大中國意識合理化中國人在香港的特權,本身就是一套殖民論述。那個本土派一直在鬧的「內地」一詞,含意亦是香港是中國領土卻又在中國這個主體之外,用後殖民理論的辭彙,是「自我他者化」,不讓香港成為以自身為中心思考、決策的個體。

筆者覺得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不可能察覺不到上述種種中華民族主義下的殖民行為,但卻總避免以殖民之名稱之,反映的其實正是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另一重(後設)殖民。

 

第二重殖民:後設的「認知殖民」

雖然近年來中國殖民的證據接二連三,但一說中國殖民香港,仍有很多人下意識會覺得匪夷所思,本能認知上有所抗拒,其實都是同一個原因。「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中華民族主義,不但合理化種種中國人的殖民特權,更同時禁制被殖民的香港人將整個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筆者在《歸英與再殖民迷思》中已說過,「血濃於水」的漢族種族主義觀令香港人「潛意識中為殖民僭建一個經不起驗證的種族條件──成為同種族政權的屬地不可能是殖民地」。所謂「黑眼睛、黃皮膚」的中華民族主義,其實只是漢族種族主義的代名詞,結合名義上的(英國)殖民終結,從意識層面上就制止人們將「英殖之後」理解成是殖民。

後殖民理論傾向將「殖民」視為一種可以是非歷史的、分析性的權力關係——一方對另一方的宰制——是以有「文化殖民」、「經濟殖民」等辭彙。按此邏輯,中華民族主義剝奪香港人將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的能力,也是一種後設的「認知殖民」——對香港人就「殖民」一詞的認知進行殖民權力宰制。換言之,中華民族主義一方面是中國對香港殖民政策和殖民論述的基礎,另一方面卻又同時防止或制止我們將這些政策和論述稱為殖民,是故即使很多香港人察覺到政府政策和言論不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仍甚少人會說中共和港共政權之於香港是一個殖民政權。

 

不察「認知殖民」的香港後殖民研究

筆者堅持香港要反殖並暫時排斥後殖,最大的原因就是只有直接的反殖主張和運動,公開地將中國視為殖民者再加以抵抗,才能打破多年來從未被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察覺或正視的「認知殖民」。後殖民理論常強調要意識到殖民權力對人們的多重宰制,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卻偏偏忽視自己和眾多香港人在中華民族主義下所受的認知宰制,甚至連提出這可能性以討論的洞察力也欠奉,這對後殖民研究而言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上一代受民族主義影響之深,未能擺脫中華民族主義的宰制,筆者雖然體諒,但多年來的香港後殖民研究一直在這種「認知殖民」下進行,結果就是明明用上後殖民辭彙和論述卻完全未有討論中華民族主義造成的殖民,令它得到「後殖民之外」或與殖民無關的地位,變相鞏固中華民族主義的影響力,成為中國殖民的同謀。

無法意識到「認知殖民」的存在,對後殖民研究而言,對「解殖」而言,都是一個自我打倒的悲劇。打壓反殖論述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常說要「解殖」,卻從未(能)解自身這認知層面之殖,原因其實很簡單,當下能針對「認知殖民」進行解殖的方法,唯有反殖。

從後殖前往反殖

香港的後殖民研究,發展已近三十年,在香港學界中,特別是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領域,已是不得不讀的課題。惟香港從未經歷真正的反殖,而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亦不是香港人爭取回來,使香港的情況跟世界上大部份其他殖民地不同。既有的後殖民理論在香港的適用性,當然是一個學術議題,但從「情況不同」推導至「理論適用性」的討論,則其實令人忽略了一個更後設的問題:「情況不同」會否令後殖民研究自身成為殖民的幫兇?以「後殖民」為理論範式審視香港,討論後殖理論的適用性,會否正因令人忽略這個後設的後殖民問題而自我打倒?這是後殖辭彙充斥於香港知識份子之間的當下,需要正視的問題。

香港後殖民研究令「香港民族」和「香港獨立」缺席

由於香港跟大部份殖民地不同,在「殖民之後」不是獨立或以民族自決的方式與其他國家組成聯邦,而是成為另一國家的屬地(或「回歸」),如此特例往往令香港成為為後殖民論者提供不同視角的踏腳石,以應用、審視和更新既有理論。

既有理論的適用性,本身就是後殖民研究之於香港的其中一個爭議點。大部份後殖理論皆旨在解釋和批判殖民權力關係的完而不了,例如以「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的方式延續,或新的民族政權原來只是殖民權力的繼承者等;反觀香港自八十年代起的後殖民研究卻與研究香港人的獨特身份認同重疊,所謂打破香港乃「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迷思,雖是肯定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卻在一大堆的理論應用和批判中有意無意地令「香港人是否一個民族」這重要問題長期缺席。

香港後殖民研究中最常見的理論,是「混雜」。認同者往往以「香港乃中西文化混雜之地」為論述,審視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建構和發展:反對者則力證「混雜」之說過於簡化,隱沒了文化背後的權力關係,成為持有權力一方的同謀。本土身份和文化認同,往往圍繞著「混雜」理論的適用性,進一步者可能會討論混雜以外香港是否有原生文化,但最終討論的,是香港和香港人,如何有別於中國,或在「中國性」以外,還有甚麼。「香港人當然不是英國人,但也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因為……」,如此論述所反映的,是基於香港主流人口種族為華人,而「華人」和「中國人」多年來一直被有意無意地混淆,定義「香港人」時要用上「中國人」作定位因而成為很多人的當然認知。而文化混雜的其中一方,亦是中國文化。

這種以「中國性」為基礎的視角,假定了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的不同並非應然,認為如非歷史偶然香港應會與中國其他部份一樣。這其實又是一種「大家都係中國人」的假定,令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和「中國是外來殖民者」的人,要承擔論證的責任,去反證「香港人是中國人」的當然認知。後殖民研究或有解構家國想像的努力,但強調後殖民處境的文化複雜性,結果卻是從假設上否定以香港獨立為應然狀態去看待中國的視角。(後殖理論解構獨立,甚至為香港的「主體視角」分析中欠缺主權獨立訴求提供理論基礎──很多前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問題,所以香港不獨立本身不是一個問題。)

沒有反殖基礎的後殖研究

歷史上後殖民論述的出現,由反殖運動的遺留問題和盲點所引發,認為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並不等於殖民權力關係的消失,故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反殖運動後出現或繼續存在的各種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所產生的現象。由此衍生的,是透過研究權力的複雜性,去重新審視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殖民,當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

但香港從未發生真正的反殖抗爭,反而「香港人」的身份某程度上是六七暴動後英屬香港政府為維持統治而刻意經營出來的產物。而(英國)殖民的終結,與任何反殖運動無關,是中共利用當年學聯等學生組織的中華種族主義思想與英國談判得來的結果,而香港甚至被拒絕於這談判之外。香港的後殖民研究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在這情況下,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傾向將英殖的結束(或將會結束)本身視為傳統意義上反殖的完成(又或直引Ackbar Abbas之言,指香港的「後殖民性」先於「去殖民性」),以論證香港的後殖民狀態,作為後殖民研究的基礎。如此研究所推向的結論是,(後)殖民權力結構複雜,而香港的(後)殖民權力結構更為複雜,敘述香港的故事時應小心別成為隱沒這種複雜性的同謀。

這種結論符合後殖民研究的解構、批判傾向,在學理上未必有問題,問題是在沒有反殖的歷史基礎下,解構、批判所要回應的對象,就似乎與香港以外的後殖民研究不同。且看羅永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末段所言: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

如此論調,當然符合後殖民研究的傳統,不過他所批判的「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在香港的情況下,是在連「敵人」都還未打倒的時刻進行。羅永生所回應的,明顯是陳雲有份製造出來的族群政治論述,欲警醒香港不要在反中國殖民時重蹈過去其他依賴族群政治反殖的殖民地的覆轍。問題在於,所謂的「覆轍」並未存在,因為香港尚未出現反中殖運動,亦未成功結束政治上的中國殖民。相較於其他前殖民地在成功反殖後以後殖民研究反思反殖的不足,在香港提出這種後殖民論調是在反殖之前就先作批判,這不是以後殖反思反殖,而是借後殖將反殖扼殺於萌芽之初。同樣的後殖民論調,在不同的處境下,意義完全不同。

後殖民研究著重「主體」而批判簡化的「民族」,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後殖所要批判的反殖背境的一部份——建基於前殖民地的後殖民研究是以該些前殖民地藉民族主義成功反殖獨立為處境和前提。但正如前文所說,「香港民族」的概念長期缺席,過去近三十年的後殖民研究,羅永生等人一直積極參與,卻從未研究過香港作為一個民族的可能性,是他們有份造成這個缺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對民族持批判態度,不肯正面探討。

換言之,包括羅永生在內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一直將後殖民研究當成防止該研究的批判對象(兼處境)出現的手段。至這對象終於因《香港民族論》而萌芽,他們當然會繼續不理處境地批判這個他們眼中的必然之惡。問題在於,如此後殖民研究,不但是在沒有反殖基礎下進行,還要是在同時全力阻止反殖成為基礎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明顯是一種已然變質的後殖民研究。

反殖之於香港不是倒退

在中國明顯是在殖民香港的情況下,因「民族」在學理上具本質化的傾向而大力批判香港民族的概念,從效果而言就是中國殖民的幫兇。同時批判「中華民族」和「香港民族」,未必能動搖根深蒂固的前者,卻必有效扼殺仍在萌芽和建構階段的後者。

也許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覺得從未出現民族反殖「污點」的香港是難能可貴的孤例,但面對中國殖民卻不容反殖抗爭,對以批判殖民權力宰制為目標的後殖民研究來說無疑是本末倒置。倘若以反殖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潮將之視為一種倒退,對後殖民論述來說亦無疑是一種自我否定——否定了多年來後殖民研究的一切影響。事實是,後殖民理論已經產生影響,即使現在香港提出反殖,也將是一種了解後殖思潮對反殖的批判但仍然決定進行的(再)反殖,是明知權力關係很複雜仍不得不將之簡化。將這種反殖強說成倒退,其實只是一種為反對而反對。

所以,如果真的信奉後殖民理論,請在反中殖成功以後再批判。筆者絕不介意在成功反殖後對反殖的種種不足進行鞭撻,但這不是將反殖扼殺於萌芽階段的理由。當下的香港,要邁向反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