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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論述框架淺釋

同時刊於《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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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2016年,歷遮打革命失敗整整一年,盡見中國各種殖民行動的有恃無恐,無力感越來越重,欠缺行動力的筆者目前僅能做的,只有「勿忘初衷」,和幫助各本土派朋友勿忘本土之初衷和信念。

 

本土理論的內容可以 (亦應該) 深入而複雜,但直接支撐行動之論述要簡潔,尤其瞬息萬變的局勢未必容許行動者時刻重溯理論的底蘊,要幫助行動者不忘本土初衷,簡潔、清晰、不惜 (過於) 簡化也要一步到位的本土論述框架十分重要。筆者據此原則整理出的論述框架,可以簡單至僅為對兩條問題的答案。

 

1. 「而家香港衰咩?」——香港的困局之核心何在?

欠缺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

 

港獨派會將問題進一步歸咎於香港欠缺自身的主權,歸英派會認為問題根源是香港失去了英屬時代的管治精神和格局,城邦 / 建國派會指責美帝及泛民主派是造成如此局面的最大幫兇,主張反殖的筆者會覺得問題根源是中國乃一個殖民政權,其他本土派系亦可能對問題有其他詮釋,但各理論派系之間對香港困局來由的最大公因數就是:不論背後原因,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欠缺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也就是經常說的「港人優先」。

 

因此,這個最沒爭議點、亦不直接涉及抽象形而上理論分析的答案,最適合用來作為本土派行動的直接論述。

 

事實上,這個答案論述上可取代泛民多年來以爭取普選為最終目標的主張,亦間接回答了甚麼是本土派眼中理想狀態的香港——擁有以香港和香港人為本位的政權和政策。

 

2.「而家香港衰在太多 / 唔夠乜嘢?」——現時香港的困局是因甚麼地方不正常而出現?

太多中國壓迫侵略,不夠本土意識自覺。

 

對本土派來說,新移民、自由行、單雙非等人口流動問題,與中國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其附庸的港共政權的教育文化同化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都同是中國壓迫、侵略香港的不同面向,不會因前者涉及所謂弱勢和家庭個人而將之與政權層面的侵略分割。

 

至於本土意識和自覺,港獨派和城邦派可能會說需要獨立建國、捨棄依靠泛民代理的心態,歸英派會主張重新認識英國和英聯邦的歷史和意義,民族論者會將本土意識詮釋為是民族意識的一種,主張反殖的筆者會認為要建立視整個中國為敵人的心態,勇武行動派會覺得要有為守護香港不惜使用武力和觸犯法律的覺悟。以上種種心態之間未必有衝突,可能相輔相乘,但問題是當下種種皆缺,故有利於建立上述任何一種意識或心態的行動,都可屬於是加強本土意識的行動。

 

按此「太多中國壓迫侵略,不夠本土意識自覺」的邏輯,基本上所有本土派的行動都能用同一套論述解釋,如光復、反雙非是抵抗中國侵略;打擊泛民組織能減低大眾對泛民代理的依賴心態,能加強本土意識;甚至燒垃圾筒也可以是為使更多人接受「為守護香港不惜使用武力和觸犯法律」這種本土意識而鋪路。

 

以上內容,對很多本土派來說其實都是常識,並不是甚麼新觀點,本文旨在將本土派的初衷和共同信念置於最簡單和簡化的框架下,使行動者更容易為其行動找到清晰、直接的論述支持。本土論述當然會有人質疑和挑戰,上述的邏輯也不是不可以解構、商榷,但這種論述和理論層面的挑戰,無須勞煩行動者,分工合作,讓鍵盤戰士來回應即可。

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二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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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從後殖前往反殖》一文說過,面對當下中國對香港的殖民,當務之急是反殖,而不是搞批判、解構殖與反殖的後殖民研究。由於處境不同,將有反殖經驗基礎的後殖民理論挪用到未曾經歷反殖的香港,結果只會因打壓反殖於萌芽階段而成為中國殖民香港的幫兇,這卻正是過去三十年香港後殖民研究的政治影響。

香港的後殖研究者總愛說「解殖」,但當中國殖民仍然每天發生,而不像英殖一般是他們口中的「幽靈」時,被解構、化解的只會是英殖。筆者體諒他們大部份是深受中華民族主義論述影響的上一代,也許已將此論述內化至變成種族主義者而不自知,以致不察自己對中國殖民的認識完全不夠深刻(卻又總是覺得他人對英國殖民的了解太膚淺)。

 

第一重殖民:殖民政策與殖民論述

其實已越來越多人開始察覺到,香港的政策已變得考慮中國人多於香港人的利益。從《基本法》、人口入境政策,到經濟發展、基建採購、教學語言政策、學位分配等,香港政府無一不予中國人以優待,本地香港人反成次等。單是入境政策中的中國籍特權(居港權、無資產審查的家庭團聚、「優才計劃」等)已符合字義上的殖民,而普教中和以融合為方向的經濟政策與基建,更是在刻意建構本地香港人依賴、從屬宗主國的身份。這一切皆在「回歸『祖國』」、「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藉口下進行,卻明顯是一個受殖民者操縱的殖民地才會出現的、打壓本地人的政策。

另一方面,那套「香港應把握中國機遇」的說法,自貶香港於依賴、寄生的位置,削弱香港的個體自主意識,以大中國意識合理化中國人在香港的特權,本身就是一套殖民論述。那個本土派一直在鬧的「內地」一詞,含意亦是香港是中國領土卻又在中國這個主體之外,用後殖民理論的辭彙,是「自我他者化」,不讓香港成為以自身為中心思考、決策的個體。

筆者覺得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不可能察覺不到上述種種中華民族主義下的殖民行為,但卻總避免以殖民之名稱之,反映的其實正是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的另一重(後設)殖民。

 

第二重殖民:後設的「認知殖民」

雖然近年來中國殖民的證據接二連三,但一說中國殖民香港,仍有很多人下意識會覺得匪夷所思,本能認知上有所抗拒,其實都是同一個原因。「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中華民族主義,不但合理化種種中國人的殖民特權,更同時禁制被殖民的香港人將整個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筆者在《歸英與再殖民迷思》中已說過,「血濃於水」的漢族種族主義觀令香港人「潛意識中為殖民僭建一個經不起驗證的種族條件──成為同種族政權的屬地不可能是殖民地」。所謂「黑眼睛、黃皮膚」的中華民族主義,其實只是漢族種族主義的代名詞,結合名義上的(英國)殖民終結,從意識層面上就制止人們將「英殖之後」理解成是殖民。

後殖民理論傾向將「殖民」視為一種可以是非歷史的、分析性的權力關係——一方對另一方的宰制——是以有「文化殖民」、「經濟殖民」等辭彙。按此邏輯,中華民族主義剝奪香港人將港中關係認知為殖民的能力,也是一種後設的「認知殖民」——對香港人就「殖民」一詞的認知進行殖民權力宰制。換言之,中華民族主義一方面是中國對香港殖民政策和殖民論述的基礎,另一方面卻又同時防止或制止我們將這些政策和論述稱為殖民,是故即使很多香港人察覺到政府政策和言論不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仍甚少人會說中共和港共政權之於香港是一個殖民政權。

 

不察「認知殖民」的香港後殖民研究

筆者堅持香港要反殖並暫時排斥後殖,最大的原因就是只有直接的反殖主張和運動,公開地將中國視為殖民者再加以抵抗,才能打破多年來從未被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察覺或正視的「認知殖民」。後殖民理論常強調要意識到殖民權力對人們的多重宰制,香港的後殖研究者卻偏偏忽視自己和眾多香港人在中華民族主義下所受的認知宰制,甚至連提出這可能性以討論的洞察力也欠奉,這對後殖民研究而言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上一代受民族主義影響之深,未能擺脫中華民族主義的宰制,筆者雖然體諒,但多年來的香港後殖民研究一直在這種「認知殖民」下進行,結果就是明明用上後殖民辭彙和論述卻完全未有討論中華民族主義造成的殖民,令它得到「後殖民之外」或與殖民無關的地位,變相鞏固中華民族主義的影響力,成為中國殖民的同謀。

無法意識到「認知殖民」的存在,對後殖民研究而言,對「解殖」而言,都是一個自我打倒的悲劇。打壓反殖論述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常說要「解殖」,卻從未(能)解自身這認知層面之殖,原因其實很簡單,當下能針對「認知殖民」進行解殖的方法,唯有反殖。

從後殖前往反殖

香港的後殖民研究,發展已近三十年,在香港學界中,特別是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領域,已是不得不讀的課題。惟香港從未經歷真正的反殖,而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亦不是香港人爭取回來,使香港的情況跟世界上大部份其他殖民地不同。既有的後殖民理論在香港的適用性,當然是一個學術議題,但從「情況不同」推導至「理論適用性」的討論,則其實令人忽略了一個更後設的問題:「情況不同」會否令後殖民研究自身成為殖民的幫兇?以「後殖民」為理論範式審視香港,討論後殖理論的適用性,會否正因令人忽略這個後設的後殖民問題而自我打倒?這是後殖辭彙充斥於香港知識份子之間的當下,需要正視的問題。

香港後殖民研究令「香港民族」和「香港獨立」缺席

由於香港跟大部份殖民地不同,在「殖民之後」不是獨立或以民族自決的方式與其他國家組成聯邦,而是成為另一國家的屬地(或「回歸」),如此特例往往令香港成為為後殖民論者提供不同視角的踏腳石,以應用、審視和更新既有理論。

既有理論的適用性,本身就是後殖民研究之於香港的其中一個爭議點。大部份後殖理論皆旨在解釋和批判殖民權力關係的完而不了,例如以「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的方式延續,或新的民族政權原來只是殖民權力的繼承者等;反觀香港自八十年代起的後殖民研究卻與研究香港人的獨特身份認同重疊,所謂打破香港乃「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迷思,雖是肯定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卻在一大堆的理論應用和批判中有意無意地令「香港人是否一個民族」這重要問題長期缺席。

香港後殖民研究中最常見的理論,是「混雜」。認同者往往以「香港乃中西文化混雜之地」為論述,審視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建構和發展:反對者則力證「混雜」之說過於簡化,隱沒了文化背後的權力關係,成為持有權力一方的同謀。本土身份和文化認同,往往圍繞著「混雜」理論的適用性,進一步者可能會討論混雜以外香港是否有原生文化,但最終討論的,是香港和香港人,如何有別於中國,或在「中國性」以外,還有甚麼。「香港人當然不是英國人,但也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因為……」,如此論述所反映的,是基於香港主流人口種族為華人,而「華人」和「中國人」多年來一直被有意無意地混淆,定義「香港人」時要用上「中國人」作定位因而成為很多人的當然認知。而文化混雜的其中一方,亦是中國文化。

這種以「中國性」為基礎的視角,假定了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的不同並非應然,認為如非歷史偶然香港應會與中國其他部份一樣。這其實又是一種「大家都係中國人」的假定,令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和「中國是外來殖民者」的人,要承擔論證的責任,去反證「香港人是中國人」的當然認知。後殖民研究或有解構家國想像的努力,但強調後殖民處境的文化複雜性,結果卻是從假設上否定以香港獨立為應然狀態去看待中國的視角。(後殖理論解構獨立,甚至為香港的「主體視角」分析中欠缺主權獨立訴求提供理論基礎──很多前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問題,所以香港不獨立本身不是一個問題。)

沒有反殖基礎的後殖研究

歷史上後殖民論述的出現,由反殖運動的遺留問題和盲點所引發,認為表面上的殖民終結並不等於殖民權力關係的消失,故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反殖運動後出現或繼續存在的各種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所產生的現象。由此衍生的,是透過研究權力的複雜性,去重新審視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殖民,當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

但香港從未發生真正的反殖抗爭,反而「香港人」的身份某程度上是六七暴動後英屬香港政府為維持統治而刻意經營出來的產物。而(英國)殖民的終結,與任何反殖運動無關,是中共利用當年學聯等學生組織的中華種族主義思想與英國談判得來的結果,而香港甚至被拒絕於這談判之外。香港的後殖民研究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在這情況下,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傾向將英殖的結束(或將會結束)本身視為傳統意義上反殖的完成(又或直引Ackbar Abbas之言,指香港的「後殖民性」先於「去殖民性」),以論證香港的後殖民狀態,作為後殖民研究的基礎。如此研究所推向的結論是,(後)殖民權力結構複雜,而香港的(後)殖民權力結構更為複雜,敘述香港的故事時應小心別成為隱沒這種複雜性的同謀。

這種結論符合後殖民研究的解構、批判傾向,在學理上未必有問題,問題是在沒有反殖的歷史基礎下,解構、批判所要回應的對象,就似乎與香港以外的後殖民研究不同。且看羅永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末段所言:

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轍,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香港具主體性的未來政治共同體想像,不能從原生主義式的族群主義進路出發(因為那些都只能是虛構的和不符複雜的香港歷史實況的),而是應該正視建設公民社會,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則,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並且以公民主體性的歷史演進的角度,扣連一個關於香港人主體抗爭精神浮現及掙扎的歷史敘事。

如此論調,當然符合後殖民研究的傳統,不過他所批判的「複製你的敵人的困局」,在香港的情況下,是在連「敵人」都還未打倒的時刻進行。羅永生所回應的,明顯是陳雲有份製造出來的族群政治論述,欲警醒香港不要在反中國殖民時重蹈過去其他依賴族群政治反殖的殖民地的覆轍。問題在於,所謂的「覆轍」並未存在,因為香港尚未出現反中殖運動,亦未成功結束政治上的中國殖民。相較於其他前殖民地在成功反殖後以後殖民研究反思反殖的不足,在香港提出這種後殖民論調是在反殖之前就先作批判,這不是以後殖反思反殖,而是借後殖將反殖扼殺於萌芽之初。同樣的後殖民論調,在不同的處境下,意義完全不同。

後殖民研究著重「主體」而批判簡化的「民族」,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後殖所要批判的反殖背境的一部份——建基於前殖民地的後殖民研究是以該些前殖民地藉民族主義成功反殖獨立為處境和前提。但正如前文所說,「香港民族」的概念長期缺席,過去近三十年的後殖民研究,羅永生等人一直積極參與,卻從未研究過香港作為一個民族的可能性,是他們有份造成這個缺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對民族持批判態度,不肯正面探討。

換言之,包括羅永生在內的香港後殖民研究者,一直將後殖民研究當成防止該研究的批判對象(兼處境)出現的手段。至這對象終於因《香港民族論》而萌芽,他們當然會繼續不理處境地批判這個他們眼中的必然之惡。問題在於,如此後殖民研究,不但是在沒有反殖基礎下進行,還要是在同時全力阻止反殖成為基礎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明顯是一種已然變質的後殖民研究。

反殖之於香港不是倒退

在中國明顯是在殖民香港的情況下,因「民族」在學理上具本質化的傾向而大力批判香港民族的概念,從效果而言就是中國殖民的幫兇。同時批判「中華民族」和「香港民族」,未必能動搖根深蒂固的前者,卻必有效扼殺仍在萌芽和建構階段的後者。

也許香港的後殖民研究者覺得從未出現民族反殖「污點」的香港是難能可貴的孤例,但面對中國殖民卻不容反殖抗爭,對以批判殖民權力宰制為目標的後殖民研究來說無疑是本末倒置。倘若以反殖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潮將之視為一種倒退,對後殖民論述來說亦無疑是一種自我否定——否定了多年來後殖民研究的一切影響。事實是,後殖民理論已經產生影響,即使現在香港提出反殖,也將是一種了解後殖思潮對反殖的批判但仍然決定進行的(再)反殖,是明知權力關係很複雜仍不得不將之簡化。將這種反殖強說成倒退,其實只是一種為反對而反對。

所以,如果真的信奉後殖民理論,請在反中殖成功以後再批判。筆者絕不介意在成功反殖後對反殖的種種不足進行鞭撻,但這不是將反殖扼殺於萌芽階段的理由。當下的香港,要邁向反殖。

左膠的路徑依賴


(文藝復康會《自由瓜》)

 

遮打革命一役,見盡泛民社運產業鍊的迂腐無能,從空說不做的「佔中」,到為清場鋪路的「升級」,每一項自以為是的決策,都在消耗其所餘無幾的民心。至清場之後,大半年來的政治事件,從光復行動、退聯、遣返非法入境兒童、反「大媽」舞,到近日的批評張潤衡,這群人總是選擇與行動者敵對,接連鞭撻昔日作為其動員對象的所謂「網民」,實質是脫離群眾,將自己影響力散失歸咎於群眾的愚昧。

有洞察力者,或許都已漸看出這些總是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他人不道德的社運中人,立場如何前後不一。如一方面將退聯歸咎於契丹來港學生的動員,另一方面卻又批評本土派要求削減契丹學生學位的主張;一方面以「個別事件」為由為新移民騙取綜援、契丹遊客不文明行為開脫,另一方面卻又對行動者一次「搞喊細路」窮追猛打。立場之所以不一,原因很簡單,就是失去確切論述的他們,已漸漸變得單純以本土派或行動者的對立面作自我定位,是以在不斷找理由抨擊本土派的過程中,接連前後矛盾,曝露左膠之膠。

近年來本土派的興起,得力於網絡,特別是在港視集會和遮打革命後,傳統泛民和社運人士被網絡一代離棄,失去大部份的網上動員能力,本土派就更集中於透過網絡喚起對議題的關注,結果又往往能將相關議題變成社會討論焦點。如一簽多行、水貨走私、普教中、非法入境兒童、學聯角色與存廢等問題,全都因本土派和行動者在網絡上發表主張或動員而備受社會關注,反觀泛民和社運左翼近半年來反覆重提的,來來去去都只是政改和一把黃傘。在議題主導能力逐漸一面倒的情況下,無法適應新形勢而處於被動的左膠,只能以抨擊本土派來填補論述上的空白。

左膠之膠,一在自縛於弱勢邏輯卻又偏以直覺界定弱勢,二在口說群眾充權卻沉迷於領導群眾,三在無論如何失敗都不會懷疑是自己理論出錯,是以當本土思潮覺醒,群眾不再維護他們妄自定斷的弱勢時,他們就喪失一直以來的論述基礎;在理論先行卻永遠不肯承認現有理論出錯的情況下,左膠根本就無法再就變化急促的局勢提供有用的論述,結果只能重複「我要真普選」的口號和當本土派的永遠反對派。

我們常說左膠不會面對現實,若究其因,其實是一種路徑依賴。他們固封於既有的組織系統思維,在社交網絡出現後只將之視為現實的伸延和一個額外的同質動員工具,因為其群眾理論多年來始終是同一套。與時代脫節,付出因而逐漸不見成果,轉而念念不忘自己和「同路人」的付出之多,覺得自己有的是組織群眾的經驗,理應繼續領導,然後責怪群眾不了解自己多年來付出的努力,亦責怪漸得民心的本土派偷走自己辛苦建立的影響力,將自己的脫節詮釋為多年努力因本土派的出現而付諸流水。

順理成章,這詮釋亦為他們專挑本土派的對立面站提供了的一個充分的理由:要讓社運和群眾運動重回由他們帶領的「正確」方向,就必須阻止本土派煽動群眾。但在失去有效論述的情況下,一個對左膠來說如此充分的理由則諷刺地令他們即使變得被動跟隨本土派議題設定仍然繼續感覺良好。如果不明白筆者在說甚麼,看一看那左翼21導師區龍宇的這篇文章,就能明白他們對當下時局的思維。

但他們大概是不會醒來的,因為感覺良好的下一個結論是,自己的方向是正途,無愧於人,「不讓自己變成如敵人般低劣」,成就一己之道德。如此將組織群眾運動變質成尋求自我肯定的手段,往往就是不少左膠的下場。

淺論自由意志系本土派的困局

筆者於political compass中顯示的政治立場

筆者於political compass中顯示的政治立場

本土派雖然日益興盛,但任誰也知道我們這群名為本土派的,很多時候相互未必怎麼視對方為同一陣線,亦覺得其實沒有甚麼強求團結的需要,各有各做就算。單是筆者兩年前提及的文化溯源問題──到底應以甚麼作為香港的文化體系根基──就至今仍是不同本土派人士之間的一條鴻溝。但本土派的內部分歧從不止於此,在香港人身份的建構上,到底是否應以溯源式歷史論述為核心,抑或應更著重文明程度差距或壓迫論述等其他角度,其實仍莫衷一是。最新滾熱辣的火頭是林鴻達對南亞裔人士參加反佔中遊行的評論所引起的爭端,問題根源仍是本土派在如何看待在港非華人一事上的分歧。

 

面對最近推出「歧視條例檢討」的平機會,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本土派朋友可能會有感又愛又恨 (當中以恨居多)。我們當然反對平機會在諸多事件中偏幫中國人,更反對藉修訂《種族歧視條例》給予入侵、殖民香港的中國人更多的保障;但我們當中撐同運、支持性別平權的亦大有人在,在這些議題上跟平機會可說是同一陣線。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自不在話下,筆者這種自由意志女性主義者更絕對支持多元成家和性解放。性別平權和自由背後的普世價值不必是左膠眼中的去處境式平等,其在地應用不一定反對本土優先和維護本土價值,更必然反對中國的殖民同化。

 

問題是,面對平機會綑綁各歧視條例的修訂檢討,並同期推行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立法研究,筆者只有強大的挫敗感,不知該如何說服本已性保守的香港人反對擴大《種族歧視條例》保障中國人但同時支持《性別歧視條例》修訂和性傾向傾視立法,(更遑論令他們理解為何應平等對待南亞等少數族裔而只排斥中國人,甚至支持外傭居港權而同時反對單雙非)。在這個有香港特色的平機會面前,當一個全面保守的本土派,反對整個歧視條例修訂檢討,往往比當一個自由意志系本土派容易。

 

一些本土派Facebook專頁,總是喜歡找機會將中國的女性貶為妓女,以示中國人的「男盜女娼」。面對這些以廉價性保守論述攻擊中國人的專頁,筆者有時實在不知該如何自處:此時此刻,香港人應當鄙視和敵視中國人,但原因不在於他們較香港人低等,而在於他們對香港的入侵和殖民。困局是,那些專頁的說法有市場是因為符合香港人直覺上的性保守,若正面反駁它們的做法,解釋不應針對中國女人而應只針對中國人,客觀效果只會是模糊立場焦點,分散香港人的注意力。理性討論無力,在意識保守是沒人敢說出口的主流特徵的香港人面前,實在無力。

 

嘮囌發完,以上並非筆者的投降書,對於認同性別平等或自由意志主義的本土派來說,認清困局,是繼續堅守立場的條件。發展本土派內部的多元性,亦有助拓闊反中國殖民的政治光譜。在不互拖後腿的前提下,各有各做,似乎還是本土各派共存唯一的辦法。

香港文化政治與中國歷史的視野──回Leung Mark《關於香港和中國》

同系師兄兼朋友Leung Mark昨於Facebook撰文閘述他對中港人口流動與文化交流融合的看法(http://www.facebook.com/notes/leung-mark/%E9%97%9C%E6%96%BC%E9%A6%99%E6%B8%AF%E5%92%8C%E4%B8%AD%E5%9C%8B/10150538803808738),援引大量中國歷史知識,引證先進的文化無需擔心被較落後的文化侵略和同化,認為香港人無需擔心自己既有的優良傳統被內地文化較低的移民和旅客所破壞。本文旨在回應該文對文化的看法,並從其援引的中國歷史史例討論中國歷史的記載和分析背後一些對文化的假設。筆者的看法是香港與中國的文化交流的分析絕不能被簡化為先進與落後文化的相遇與碰撞,而由於這種簡化的出現往往建基於中國歷史慣於把文化二分為先進與落後的狹窄視野,我們援引中國歷史史例論證文化政治問題時必須格外小心。

梁文首先指出文化會隨時間和交流產生變化,這點當然無誤,但只言「變化」就未免忽略了分析應有的細節。他以胡琴經與外地傳入最後成為中華文化一部份這事為例,本身並無問題,但這個同化過程歷時之久,則未免不適用於分析當代中港文化交流。其實在胡琴傳入的時代,同時還有胡化漢人和漢化胡人的出現,更有大量的胡漢通婚,這都令「中華民族」的定義有所改變。因此,在胡琴傳入的時代至被同化時,前後兩個時間點的「中華文化」的定義已隨中華民族的擴大有了外延上的差異。相對來說,對當代中港文化交流的分析並未涉及足以令文化的外延由於相應民族的擴大而出現改變的數百年時間,故以胡琴傳入之例作討論的開首實有不妥。

該文又提到「從歷史可見,凡兩個文化有差異的部族和文明相遇,較落後的文化往往向較先進的文化靠攏而融合於其中,同時較先進的文化亦會透過接觸吸收外來文化,形成豐富其內容」,這無疑只是一個論斷,即使該文作者以中國歷史事實為例,頂多亦只能引證其言曾在中國發生,不能以一「凡」字將一個別趨勢一般化為世界歷史發展通則。事實上,單是羅馬帝國的滅亡所導致的隨後長時間的「黑暗時代」,以及中世紀對希臘和羅馬時代文化的遺忘,已是對這斷論的一個極有力的反駁。

但這論斷所涉及的不只是對史實的忽略,更嚴重的問題是其對文化交流的前設:文化必有先進與落後之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有不同的發展史,而一民族或許會因為各種因素而追隨另一民族的文化或文明發展道路,但這不一定意味著追隨者原來所擁有的文化必然是較落後的文化。縱觀中國歷史裡曾有過的中外文化交流,除了近代史中的列強入侵外,從未出現過能與中華文化看齊的成熟文化體系,這解釋了中國歷史中「華夷之別」的先進落後觀念。其實這與西方航海時代與殖民時代中的「白人使命感」有共通之處,都假定了自身的文化比他者優越;直至薩伊德提出「東方主義」,批判西方文化體系對他者的文化想像,人們才開始了解這種想像的狹隘。無奈中國歷史對此似乎仍視而不見,最少在高中與預科的中國歷史教育中,露骨的漢族中心主義隨處可見,近代史中講述列強入侵的部份仍然未能帶來這文化關係假設的反思,只是把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先進/落後關係倒置。「華夷之別」的現代意義不在於知道應如何分別,而是認識這分別背後潛藏的我族中心主義如何限制了我們理解文化的差異與交流。以「開放」、「包容」等字眼遮蓋對他者文化的輕視,可謂中國歷史狹隘視野的遺害,實不利於真正的民族與種族共融,更遑論以此支撐對中港文化共融的樂觀態度。

明白了先進/落後的二元觀點如果狹限我們的視野後,其實亦無需對「以較先進之文明影響、推動落後之文明,而非落後文明拖垮先進文明」這一論證作太多的回應。然而,梁文以中國的兩次受外族統治與西方文明衝擊中國皇權制度為例作引證,則過份地把個別史事一般化而忽略了當代政治現實的獨特性。單就中國受外族統治的史實而言,其實不只元、清兩代,在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代也曾發生,更令中國錯陷入長時間的分裂之中,歷時過百年。如果只因這些分裂的時代最終走向完結、中國重歸一統,就論斷「落後」文化無法真正拖垮中華文化,根本只是事後孔明,因為對處於分裂時代受外族統治、活於外族政治文化統治的人們而言,外族文化確實拖垮他們既有的中華文化;對重歸一統前已然仙逝的人來說,他們的一生就見證了中華文化的淪陷。同樣道理,如果在我們身後數百年,中華文化能擊倒西方文明而奪得世界文化的主流,未來的中國人仍可以梁文看外族統治中國那段歷史的態度看待我們這一代的歷史。但說白了,這些未來的人對我們這一代的看法對我們如何看現今的文化交流來說實在毫無意義。至於西方文化衝擊中國皇權,當西方國家的本土在太平洋和歐亞板塊的另一端,而所有衝擊都只遙遠地發生在中國領土時,筆者實在看不出政治上中國有何可能反過來拖垮對方的文化,故也不欲回應太多。

梁文的第二部份討論他認為的「內地人人數之多,並將全盤抹殺香港固有之價值觀」這論點的三個謬誤,筆者亦嘗試在此逐點回應。

首先,該文以晚清時代香港殖民者未有被香港原住民同化為例,反駁「佔多數的文化必將壓倒較少數的文化」的觀點,這論點有兩個問題:(一)忽略了文化交流如何受政治權力和參與者對對方文化的看法所影響和(二)被先進/落後的二元文化觀狹限而未能認清現今中港文化的關係。就第一點而言,晚清時代的香港殖民者以統治者的身份佔領香港島,一方面看不起落後港口的漁村文化,另一方面也無意與本地人作交流,而香港島人口也不過數千,自然難以被這為數不多的「多數」壓倒。然而,這亦不代表這少數並無受到香港的「落後」文化威脅,本地人因衛生知識不足而造成的鼠疫衛生問題曾對殖民者人口構成嚴重的威脅,這解釋了為何當年「潔淨局」的重要性能與維持治安的「警察局」看齊。當然,這段歷史也根本無法與現今中港的文化關係比擬。雖然香港人常指罵內地人不文明,但大家也心知肚明的是,他們再不文明,也有資格藉出生地以主權國住民身份並挾數千年中華文化而以古文明繼承者的姿態自居;反觀香港雖有本土意識的發展,但最多也不過數十年,移民人口潛意識中的自卑感仍未泯滅,最少未能像我們以往的殖民者般單以自身的文明和權力完全輕視對方的文化體系。這亦是該文論點的第二個問題所在:香港文化之於中國文化,絕不是單純的先進之於落後的關係;反過來說,前者在後者面前僅能藉以自居的,只有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既為普世價值,自然也不是本土獨有,其文化的厚度實在難以與一整個中國的文化較量。事實上,內地人對香港自由、法治等精神的威脅,從來不單是來自「一千萬個不懂自由、法治等精神為何物之人」,而是背後那個利用他們的無知的共產黨。正是因為香港人太明白中國共產黨從不落後,才會如此切實地感受到自由和法治所受到的威脅。

梁文所指的第二個謬誤為「兩地文化的差異不能消融」、「否定內地人有認同優秀理念的能力而不能進步」,筆者懷疑這只是他的個人想像,因為筆者不認為香港人會覺得內地人一定不會進步。香港人恐懼的是萬一他們不進步,在中港交流日密的情況下會拖垮香港。不是否定他們的可能性,而是明白這只是一個可能性。即使是自私也好,香港人也實在沒有需要把自身的繁榮和核心價值作賭注押在這個可能性之上,而今被迫押注,難道就連批評和埋怨的資格也沒有?這對香港人實在有欠公允。

最後,他指的第三個謬誤是「新血必為壞血」,這似乎也並非批評者的觀點。就新移民而言,真正受批評的只是那些拒絕融入本地文化的人。而我們更擔心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移民的人口流動背後的政治計算。面對強大的專制政權,難道香港人還是每事被嘲諷為反應過敏?需知道移民從來不單是一個文化問題,特別是當移民來自主權國,一個自治地區實在有理由和資格擔心這些移民會否影響它的自治地位。

筆者認為中港的交流從來都有其政治影響,從文化政治的角度而言,香港自逃亡潮造成的「南來想像」以來就一直有一種文化上的自卑感,要強求這樣的香港抱持「先進文化者」的胸襟看待整個中國和為其所挾的中華文化,實在極不合理。「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基本法也剩不夠四十年,以讀數千年中國歷史的狹隘目光來要求香港人依樣胡盧,既未能看到問題的癥結,又何苦用鷦鷯所見之森強迫夏蟲語冰?筆者不才,此文僅為對友人文章不同的論點所作的回應,故結構和內容較為零散,欠缺統一的論證脈絡,望讀者包涵;如其中有對世界和中國歷史的錯誤認識,也歡迎各位指正。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四日